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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积淀，而终于在公元前(5)

2013-05-03 01:07

科学派着力于探讨《周易》与现代科学的内在关系。以严复、沈仲涛、薛学潜、刘子华、丁超五等为代表。他们受启于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对易卦符号与二进制之内在关联的研究成果，以《周易》符号系统与现代科学中的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天、遗传密码、数字等相互发明。但多限于以现代科学比附《周易》，而少见有以《周易》原理推进科学进步之成果。这方面较好的著述当属董光璧的《易学科学史纲》和《易图的数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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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易》在国外的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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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在国外也早有传播。有学者据考古发现以为，早在商末周初，夏易《连山》即已传到希腊一带。据文献记载，日本早在文武帝大宝二年（唐武后长安二年，702年）曾颁“大宝令”，要求学生通晓一二经，经分大、中、小，其中便有《周易》。以后日本出现了一些易学家，清代编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还收有日本易学家山井鼎撰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含《周易考文补遗》十卷。现代日本易学家则有田丰三郎、铃丰由次郎、高田真治、内腾虎次郎等人，皆有易学作品。日本现代易学注重用西方文化来治易学，有些成果值得借鉴。

《周易》在西方的传播则要晚得多。西方人最初对《周易》感兴趣的是来华 的传教士，他们把《周易》译成多种西文并介绍到自己国内，这开始于17世纪。西方最先译介《周易》的，当推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他的拉丁文译本于1626年在杭州刊印，可惜已佚。1659年，到中国的比利时耶酥会士柏应理（P. Couplet,1623~1693）与他人用拉丁文出版了《中国之哲人》，内附《周易》六十四卦及六十四卦的意义。一般认为这是《周易》传入西方之始。

1701年，深得康熙赏识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 Bouvet,1656~1730）把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方位图传入欧洲，对莱布尼茨震动很大，成为易学史上的一大佳话，并开现代科学易学之先河。1834年，法国传教士雷孝思（ J. B. Régis,1663~1738）的拉丁文译本出版，是第一部在西方出现的《周易》全译本。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格基（1813～1885）的英译本问世，是第一个英译本。最早的法译本是：1885年及1893年，法者霍道生的法译本分两次发表；与之同时，尚有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法·阿尔莱（1832～1899）发表于1889年的法译本；后者是当今西方通行的法译本。1924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发表以朱熹《周易本义》为蓝本的德译本，成为在西方最负盛名的译本。1950年，贝纳斯夫人（C. F. Baynes）从该德译本转译为英文本。瑞士著名学家荣格（C. G. Jung,1875~1961）为该英译本写了《前言》，在西方传为名作。虽然在此英译本之前已有号称“首部权威性的”理雅各（J. Legge,1815~1897）于1882年发表的英译本，但荣格认为理氏“没有为《易经》做过什么能使西方思维的人受听的事。”[33]1968年，贝洛夫人（E. Perrot）从卫氏德译本转译为法文本，也成为法文通行本。卫礼贤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著有《变易――周易八论》，被西方汉学界称为研习《周易》的最佳作品。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Ю．К．Шуцкий，1897～1937）的《周易研究》于1960年发表，70年代末被译为英文广为流传。近年又流行布洛菲尔德（J. Blofeld）的新英译本。

《周易》在西方是作为占筮之书流行的，在很长时期内是畅销书，一些拙劣的译介败坏了《周易》的名声和原理。西方也有一些较为严肃的学者用现代科学研究《周易》，如前述卫德明、荣格、舒茨基。美国心理学家墨菲（J. Murphy）的《易经之谜》（The Secrets of I Ching）对占筮作了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奥地利学家卡普拉（ F. Capra）的力作《物理学之道》、《转折点》等则以《周易》原理作为重要的思想。这些成果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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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易学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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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没有哪一部典籍能够像《周易》一样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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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的生命力。它不仅在它的祖国倍受推崇，而且超越国界仍有人热衷；不仅为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地位显赫的名流所爱恋，而且为更多的普通百姓所信奉；不仅为远古先民所崇仰，而且为现代文明中人所敬重。易学热从《周易》诞生之日即已开始，历久不衰而弥盛，以至今日形成波及全球的易学大潮，成为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观。

易学热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占筮的预测性：作为易学重要基石的占筮被认为可以推知过去，预见未来，而人都有希望明察未知事物（尤其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的强烈欲望，特别是在身处重大抉择而犹豫不决之时；（2）占筮的神秘性：占筮的预测功能是通过特殊的人（在西周是太卜等），以特殊的工具（蓍草）、仪式（斋戒沐浴等）、心境（清静、虔诚、敬畏）和方式（直接体悟），经过复杂的操作过程才能得以实现的，而且其预测原理是不可言传的，其产生过程是迄今未知的，这就给占筮罩上了一层层神秘的光环，而人对神秘未知的事物又都有一种天生的强烈好奇心；（3）占筮和《易经》的古老性：《易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典籍，而据《周礼》记载，《易经》之前已有《连山》、《归藏》两部占筮之书，可见占筮的更为悠久，而人对远古的事物都有一种由衷的强烈求知欲，渴望通过了解它而探求人类的心路历程和先民的智慧灵光；（4）《易经》的独特性：《易经》是由象数符号系统和符号系统两者构成的一个特殊文本（text），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具异彩的一部古典巨著，这种独特性使其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日益突显，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5）《易经》的涵摄性：《易经》的符号系统只有极简洁的提示，而没有确定的意义，这就使它具有极强的涵摄性，可以随时融入新事物，从而使很多学科能与《易经》联姻并产生新成果；（6）人为的推波助澜：《易传》宣扬《易经》之道“广大悉备”，无所不包，到汉代以后又有统治者和 学者不断把《易经》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而加以利用和推崇。基于上述原因，遂使易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尤其到现代，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易学热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而当我们冷静反思时，又会发现这场易学热潮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巨大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方法论的严重缺乏和研究者的素质偏低，前者只是后者的主要表现，后者才是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