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积淀，而终于在公元前(6)

方法论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易学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方法论问题解决不好，易学研究非但不会有所进步，反而容易断送易学的美好前程，充其量也只能在前人的水平上徘徊不前，而这本身就是大倒退。中国现代史家任继愈先生就此大声疾呼：“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34]

我们认为，易学方法论在今天应有如下基本内涵：

（1）明确本末。本为主干，末为枝叶。在易学研究中，需要首先明确本末。这是因为，易学乃是一门极为复杂的学问，《周易》的成书过程、符号系统本来就够复杂了，而后来的学者又不断地添枝加叶，遂使易学内容日益繁复。若不明易学本末，盲目从事易学研究，则很容易在易学海洋中迷失方向，不知所措。

具体来讲，在易学研究中，要处理好这样一些本末关系：就《周易》经传来讲，《易经》为本，《易传》为末；就《周易》的本义与引申义来说，本义为本，引申义为末；就《周易》与历代《易》注来说，《周易》为本，历代《易》注为末；就《周易》本文研究与《周易》应用研究来说，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就《易》注与《周易》应用成果（如孟喜的卦气说、扬雄的《太玄》、邵雍的《皇极经世》、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等）来说，《易》注为本，《周易》应用成果为末；就《周易》与《易》图来说，《周易》为本，《易》图为末；就《周易》义理与占筮来说，《周易》义理为本，占筮为末；就《周易》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与《易》外别传（如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以及后世的《参同契》注疏等）来说，《周易》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为本，《易》外别传为末……只有把握好这些本末关系，才能在易学研究中有所收获。

（2）分别经传。《周易》经传不是一部专著，《易经》与《易传》成书时间相去几百年，它们自身也都不是一部专著，而均为许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完成的集体作品。从西汉费直开始，经传合编一起，让人感觉它们好像是一部完整作品。因此，我们研读《周易》时，要注意对《易经》与《易传》作严格区分，以《易经》为占筮之书，以《易传》为《易经》的最主要的诠释作品，但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易传》乃哲学著作。

现代易学家高亨即是分别经传的代表人物，他著有《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并且在《周易大传今注》中，对《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也分别解释出“经意”（《易经》原意）和“传解”（《易传》对《易经》的解释），这种科学严谨的治易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3）考镜源流。《周易》传承的历史，易学发展的轨迹，文化（文字、民俗、制度、思想观念）演进的过程和动力都是极为复杂的。加之易学历史悠久，内容繁杂，并被层层人为的神秘面纱所遮盖，为许多故弄玄虚的矫揉造作所歪曲，更使其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因此，在从事易学学习与研究时，破除芜杂的历史迷雾，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易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一番严密的考证，从而力求揭示易学发展的源流，乃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学术任务。郭沫若等人对殷墟甲骨卜辞的考辨，张政烺先生等人对“数字卦”的研究，李学勤、邓球柏、张立文、廖名春、邢文等先生对帛书《周易》的整理研究，韩自强先生等人对阜阳汉简《周易》的整理研究，廖名春先生等人对楚简《周易》和秦简《归藏》的初步研究，等等。这些易学成果，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考明易学的真实发展史。

在有关易学史的研究中，现代学者高怀民先生的《先秦易学史》和《两汉易学史》，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皆属有代表性的丰硕成果。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渊博的知识素养，为我们提供了易学史方面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当然，易学史研究并未终结，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下去。

（4）区分学与术。“学”指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易学，“术”指《周易》文化领域的占筮之术。由于《周易》本是一部占筮之书，易学中深刻的义理也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的解释来表达的。如果看不到易学本身的这一特点，脱离筮法，孤立地探讨其理论思维内容，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其思想内涵。但是《周易》筮法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流于占术，即预测术，如宋代出现的《火珠林》、《梅花易数》等，它们抛弃大衍之数和卦爻辞，而以五行生克占断吉凶，已经完全脱离了《周易》倡导的筮法本义。此种占术与易学虽有关系，却又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否则，在易学研究中就会迷失方向。

当今易学热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易学占筮之术以及由其衍生的许多其他江湖占术（如抽签、掷铜钱）的空前兴盛。就是这种只重占术的糊涂观念和那些遍布天下的“半仙”，损坏了《周易》及易学的严肃性、神圣性。易学研究者一定要辨清科学与迷信，而万万不可为占术所惑，误入歧途。

（5）旁征古今。由于《易经》在中国乃是“大道之源”，其影响几乎波及中国文化的所有层面，因而在研究易学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钻研《周易》，这样是不能把握《周易》的深宏内涵的，而需要从中国文化的广阔视野中去看《周易》，并密切结合古今天文、、、、化学、生物、哲学、宗教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才可能对《周易》及易学有较深入的理解。

近代易学家杭辛斋可谓在易学研究中旁征古今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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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融通中外。《周易》及易学虽然发祥于中国，属于中国的范畴，但是由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周易》在国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并有一些很有分量的易学成果，如莱布尼茨对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二进制的关联研究、前述舒茨基的《周易研究》、卫德明的《变易——周易八论》等。他们以完全不同的学术眼光看待《周易》，以迥然相异的知识背景研究《周易》，取得了一定成就，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的一些理论观点，对于我们研究易学也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如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易经》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德国大家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的辩证法体系，有助于我们分析《周易》的辩证思维；著名学家弗洛伊德（S. Frend, 1856~1939）的无意识学说和泛性论（郭沫若等人即认为《周易》有生殖崇拜思想），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有助于我们对《周易》的文化发生学进行考察；德国哲学大师舍勒（M.Scheler, 1874~1928）的哲学人类学，有助于我们对《周易》及易学的人类学意义进行审视；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伽达默尔（H. G. Gadamer）、法国哲学大师利科（P. Ricoeur）等的诠释学（或称解释学、释义学）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学术观点和文化现象；美国著名心家马斯洛（A. H. Maslow，1908~1970）的需要层次论，其中关于自我实现需要、高峰体验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涉及理想人格的论述；美国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 Redfield）有关区分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分析复杂的易学文化现象，……将这些学说与《周易》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会为我们开拓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