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论文从跨学科的基本问题切入，首(6)

　　2．气论

　　庄子：“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十三势行功必解》：“全身意在精神不在气；在气则滞。有气者无力，无气者纯刚。”

　　3．自然说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峨嵋十二庄》中的《天地庄合诀》有象天法地，圆空法生；大小开合，唯妙于心。少林秘典《罗汉行功全谱》则以山川风雷等自然之变来作为技击变化之根据。孙福全《八卦拳》中借助天地气候形式法。《少林八卦五行功》按季节练不同的功法。

　　第四个方面是受儒家的影响。可概括的分为两个方面。

　　1．中庸说

　　“中庸”的说法在武学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这种说法对古代军事谋略思维具有重要的影响。古有“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这种作风其实是令中国的军事家、武术家所不耻的一种野蛮行径。儒家一向也是不主张动武或是发动战争，即便是作战，也讲究以一种不温不火的行动。因此武学的哲学思想一贯以来也是接近于“克己复礼”、“温柔敦厚”的中庸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武术运动表现为“求同”而非“存异”。也就是说，实战及竞争性较弱，而更具有一种和谐共生的审美观念，所谓“中和为美”也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中庸观”增强了武学趣味性、游戏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淡化了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所谓“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就是说的一种“文”与“武”的平衡观。

　　2．仁义说

　　这是武学与文学在儒学中的交接核心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德风尚在儒家始终位于首位。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将勇的重心落在义之上。孔子又有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讲的是一种大智，而这种大智，与仁义相连，而不是“暴虎冯河者”所能理解。在武学思想中，强调“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拳以德立，德为艺先。”“德薄艺难高，敦厚功易深”。也是说仁义在先，武以立德的意思。武术谚语中也有“尚德不尚力”，“无德不如无拳”，也是将以德为先的说法。反过来，所谓“心偏拳不正”，因此明代《内家拳法》有五不传：“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露者、骨柔质钝者不传。”因此，由这种武术哲学所衍生的武学文化，显示出一种习武与习德相协调统一的总体特征。

　　以上只是简要的概述了中国哲学诸流派中的几大典型流派对于武学思维的整体影响，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谈，并未深入涉及到细节问题的阐述。但由此仍然可以窥见文学与武学的理论建构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与特点。这就决定了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同构性，尽管二者之间在概念的表述上往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这种思维形式决定了二者之间言说的基本规则与特点，并具有了相通的学科底蕴。

　　（三）文学与武学的话语表现规则比较

　　关于不同学科理论，运用怎样一套话语加以表述不仅仅是外在形式的问题，也涉及到内容本质的问题。武学中的武术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表现规则，与文学的话语表现规则能够形成一种跨学科视域内的审美观照。两者之间在言说方式与话语表现方面又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我想至少可分为三大方面论述。

　　首先，就文学文本与武学文本的语言展开方式这个基本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语言的审美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关系。文学语言总的倾向体现在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无功利与功利性、形象性与理性、情感性与认识性的相互渗透状况。[15]具体说来，意义展开的方式及规则的几大特点可以概括为：以感性意象为思维的基本单位；以想象为思维的中心环节；以情感为思维的原动力。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话语建构，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创作方面，最本质的特点在于以一种直观的、形象的、感性的方式反映与这个世界的审美关系。而这也是武术的话语建构的一大重要特点。武术俗语中有“拳入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步赛粘”，“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迈步如猫行，运动如抽丝”……这样的武术语言已很具有文学特质，其美学表征也有类同性，而这种审美性也深刻的体现在武术美学之中。武术美学是指，以武术运动为基础，以中华民族传统哲学、美学和文化学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式指导，注重研究武术的艺术特性和审美功能以及武术美的创造与发展规律等问题的学科。[16]这里同样包涵了器、物、道三层次，我们关注的依然是武学的重心，即“道”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武术美学建构在观念上的体现，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武术话语体系的展开方式及美学特征。只不过武术话语除了语言表达形式以外，还可以调动其他因素诸如形体等方面来放映出与世界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可以体现为审美性，呈现为一种游戏走向。按《释名·释言语》：“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鼓舞也。”在《诗经》中则有“象无”，《礼记》中有“象武”。可见，武术的审美性首先体现在与舞蹈的渊源性的关系中。如前所说的劳动说，文学的审美性与舞蹈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军旅武术、民间武术中的“角抵”， 强调手、眼、身、步协调统一，因而具有形神合一的审美感与游戏精神的结合。至武术流入元曲中，转变为唱、念、做、打的戏曲表演中的一个元素，更能说明武术审美性与娱乐性的并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实用性。正宗的武术门派仍然是以实用攻防技术为根本目的。民间与军队常年举办武术比赛，因而动作的技击性和搏斗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其次，关于文学与武术的社会功用对两者话语规则的影响。这实际上可以作为是对上一问题的补充与延续。就文学话语规则而言，社会功用主要反映在审美文学与功利文学之间。我们知道，文学的功用主要是两个，一个对自我，一个对社会。也就是“审美愉悦”与“文以载道”。艺术性决定其审美性特征，实用性决定其功利性特征，因此它是审美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而武学，一方面具有表演性，可表现为“武戏”，如角力。另一方面是实用性，可表现为“杀人术”，如明代的打手，苏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速迟，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计。”[17]因此，它的表现也可以是审美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跨学科中的武学，仍然以“道”的层面为中心。关注的是文学与武学中的“道”与“艺”的相通与相异之处。因此，这种由社会功用所决定的文学与武学在语言建构的差异性必须要结合具体的时代大背景及社会环境才有考证的意义。因而，某种特殊时期的差异性实际上是反证了二者的内在可比性，一种东方文化意义上的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