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论文从跨学科的基本问题切入，首(7)

　　最后，关于文学与武学话语体系的内质特点。这也是两者之间话语规则的重点问题所在。假如说言说方式是外在形式的问题，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涉及到二者之间的思维特点与文化内涵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可以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方面探讨。形而上的方面，指的就是“道”与“艺”的层面。形而下的方面，则是与之相对的“技”与“术”的层面。

　　文学与武学各自具有一套话语表现规则。这种规则，体现为一种基本的美学表征原则，一种艺术思维的规律，一种学科自身展现方式。如同棋有棋语。武学研究的对象是武术。武术话语表现规则实际上可以抽象地表述为一种“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关系，这种交互关系不是简单的表现为一种关于胜负输赢的斗争关系，其根本特点体现在一种永久性的游走在冲突与和谐之间的循环关系。假定“我”与“他者”之间的世界原本是一个和谐体，随之而来的冲突将其打破，而新的和谐又将冲突消解，新的冲突又再次破坏前一个和谐……循环由此产生。

　　武学中的武术话语表现规则形成这样一种“循环关系”，可以进一步从两个层面分析。从形而上的层面上说，武术表现为一种击技术，其基本特点是杀伤性与实用性，其实质是对一种和谐的破坏，对破坏的承认。每当新的和谐生成，又会出现新的冲突，落点在于毁坏一种秩序，在此背后隐含着一种无序与混乱下的专制状态。其发展方向是一种功利主义。但在形而上的层面，武术则表现为一种道术，具有审美性与超功利性，其实质是对一种和谐的再造，对破坏的拯救，每当新的破坏发生，又会生成新的和谐，其起点在于恢复一种秩序，在此背后隐藏着一种有序与稳定中的自由状态。其发展方向是一种艺术精神。似乎两个层面恰好相反，但两者之间又正好具有一种相互观照的关系，这正显示出武学具有探索性的多维特质。但需要指出的是，跨学科中国文学与武学研究的重点在于第二个层面，这一层面是文学与武学进行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据点。因为文学同样可以抽象为一种类似的“循环关系”。其本质特点在于追求一种终极和谐，但由于过程具有曲折性，往往要借助于破坏的力量。因此，表现形式很多时候是一种艺术对现实的破坏，这既是对现实的背离，又是对现实的回归，并深刻反映出了一种艺术对现实的失望与期望对立统一的矛盾心理机制，其根本目的是人类为了营造比现实更为理想的状态，一种精神与物质相和谐统一的完满状态，而以不断破坏为手段追求不断重生而永不停歇的过程。我们从这里可以找到一种对建构秩序的独特理解与自由的超脱性阐述，一种文学与武学追求道义为上、审美为先的基本学科思维方式与话语构建规则，一种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统一的中国传统文艺精神，一种终级的人文关怀与人类普遍性的艺术情感。

　　综上所述，首先，中国文学与武学在学科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体现在中国文学与武学的本质是审美性和超功利性的，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表面上往往表现为实用性和目的性。其次，哲学的同源性决定了中国文学与武学作为两套话语在美学表征上既具有同构性，又具有差异性。其二者哲学本质仍然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东方辩证观。但由于学科特质的相异性，两者的美学表现规则具有各自的偏向与特质。而两者的内在的审美的汇通性正体现在这种同异上，从而构成了二者对话与沟通的学科特质。再次，文学与武学在话语表现规则上的学科交叉互渗关系。重点体现在中国文学与武学话语表现规则的内质特点，即一种永久性的游走在冲突与和谐之间的“循环关系”。其本质都在于追求一种和谐统一的艺术文化精神。这似乎对中国文化中“贵和尚中”的传统精神也有所启发。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文学与武学跨学科研究具有相通的艺术精神与文化内涵，具有跨学科研究意义的可比性，因此，二者之间就有了共同的“文心”与“诗心”，因而我们就可以将中国文学与武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之上，在跨学科的层面之上进行互动、对话、阐释与融汇。最后，应再次强调“文学性”。这里说的 “文学性”，是指比较文学中的学科规限，即武学的最根本的研究落点仍然在于文学本身，是对文学的一种审美观照。一方面，这种沉积在中国古代母体文化中的武术文化经过时间的磨合，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综合体系。另一方面，武学理论及武术精神对于文学理论及创作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司马迁的《史记》 游侠列传中的刺客，荆轲刺秦皇，到唐传奇《红线女》、《昆仑奴》等，再到明代的章回体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清代的《三侠五义》，直至近现代的梁羽生、古龙、金庸、黄易的武侠小说等。这些文本中的“武学精神”都是有迹可寻的。其中很多有关于“武”的细节事件与人物性格实际上都可以借用武学相关理论来加以阐述，而这不仅仅只是一种宽泛的文化上的借鉴意义，而是更具有亲和性的以文学为本体的跨学科意义。

结语

　　通过以上的逐步逐层的综合分析，我们论证了武学是一个独立、系统的学科，与文学有着学科互渗与互补关系，二者至少在学科理论与表现规则具有可比性，能够与文学形成一种跨学科的联系。具体来说，文学与武学的跨学科联系与表现，用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一种交叉互渗、边缘整合、整体观照三种形态，并以此形成以文学为中心的与其他相关学科连接的多维意义链。[18]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学与武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可行的，不但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文学与武学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也有利于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与框架，进一步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走向多元化的趋势，同时对于中国理论话语具有学科互证、互补与互识意义。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结论，其目的是希望能够将文学与武学作为一种研究可能性，将其提升到一个跨学科的高度，就如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之间的亲缘关系一样，并将其进一步恰当地融入到中国文化知识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种新的研究方式与研究思路的可能。这好比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太多的可探索与研究的问题潜藏在冰山之下，比如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少数民族武学的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的，边缘学科多向阐发与对话也成为了可能，寻找中国文学与武学跨越与沟通的“中介”与“转化”，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开展武学与文学的互动与融汇，一方面面临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需要我们认真去挖掘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