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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对立还体现在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也即是“孝”与“忠”的关系上。孔子生活的时代个体家庭虽已出现，但聚族而居依然是主要的生存形式；在宗族内部，族长或家长、处置宗族事物，具有类似君主的地位。这种“家国同构”的组织形式，使得孝与忠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孔子是主张“移孝作忠”，将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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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在仁的实践过程之中。但在那里，孝与忠是有区别的，孝是对父，忠是对君；父代表了家族的利益，而君代表了国家利益，而家族与国家利益也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是可能发生对立和冲突的。《韩非子·五蠹》说：“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所批评的“仲尼”难免会有润饰、发挥的成分，但也有着事实根据。早期一般更看重家族利益，在君臣关系上又持一种相对的观点，如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曾子也说：“故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上博简四·内礼》）所以当君主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危及家族的利益时，为顾及家族利益而主张不事其君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孔子虽将仁、孝纳入其思想中，但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却依然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这里实际存在着两个发展路向，一是坚持以仁为中心，同时对仁、孝的关系做出调整，将仁的基础由血缘亲情转化到更为普遍的情感之中，为孔门仁学建立起更为坚实的根源和基础；在实践上，则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倡导仁政、民本，同时发展出“恒称其君之恶”的批判思想。另一路向则是以孝为最高理念，将孝泛化、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整和与调整；在政治实践上，则坚持孝与忠、事父与事君的统一，甚至认为事君也是一种孝。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种路向都与曾子学派存在着密切联系，或者说这两种路向最早都是从曾子学派中发展出来的。曾子继承、发扬了孔子的仁，并对以后的思孟产生影响，这固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突出、强调了孝，其泛孝论思想与思孟也存在复杂的联系，后者同样是思孟学派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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