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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圣殿里，孟子踞于仅次于的“亚圣”席(2)

2013-06-03 02:28

二、

宋儒不仅基于其对“道统”的体认而大力揄扬孟子，而且无论在立身处世、或者在思想观念上，也都深受孟子其人其学的影响。这后一方面是很重要的。正是通过这方面，宋儒将孟子的人格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生命，并在自身的行为实践中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他们又通过对孟子思想的抉发、阐扬而开新了儒学，使儒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正是透过这后一方面，才真正在人们、尤其是士大夫心目中树立起孟子的“亚圣”形象。

孟子的人格精神对宋儒的立身处世影响甚大。我们知道，孟子主张在生活中应该是“道”尊于“势”而不应是“道”屈于“势”，换言之，作为“道”之载体的士应该挟“道”自重而不应自损人格，在权力的淫威下俯首贴耳。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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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19）他据之而把自己摆在同王公大臣平等的位置上，到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20）。孟子的这种人格精神和处世态度，为宋儒所深深称道，如程颐谓：“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轲则可。盖二人者，处宾师之位，不往所以规其君也。”（21）苏轼亦曰：“昔者子思、孟轲之往，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掇衣而从之。”（22）

宋儒不仅对孟子表示出由衷的赞佩之情，而且还在自身的人生实践中处处以孟子为典范，故其气节凛然，很为后世史家推重。如刘安世（23）“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为谏官，面折廷诤，至雷霆之怒赫然，则执简恪立，侯天威稍霁，复前极论。一时奏对，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观者皆汗缩竦听，目之为‘殿上威’”。他“遍历言路，以辨是非邪正为先，进君子退小人为急”，“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盖其生平喜读《孟子》，故刚大不枉之气似之”。（24）又如王安石“素喜《孟子》”（25），不仅曾为《孟子》作注解，所撰文章好仿《孟子》，以至其“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不相上下”（26），而且在立身处世方面更一以孟子为的，尝自谓：“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27）《王文公文集》卷二收有《与龚舍人书》，曰：

某尝读《孟子》，至于“不见诸侯”，然后知士虽厄穷贫贱，而道不少屈于当世，其自信之笃、自待之重也如此。……某尝守此言，退而甘自处于为贱，夜思昼学，以待当世之求，而未尝怀一刺、吐一言以干公卿大夫之间，至于今十年矣。

据今人研究，《与龚舍人书》或非王安石所作（28），但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则确为安石所有。试看《尹和靖语录》所引王安石“道义重，不轻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之语，便可见其思想确由孟子而来。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王安石对战国时期楚才晋用习俗的首肯之论，以及安石本人屡召不试的事实等，则又可见其确实深受孟子人格精神的影响。

宋儒在思想观念上受孟子多方面影响，而最著者则为心性论。本来，很少谈论心性问题，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9孟子始揭“性善”论旨，大倡其“心”说，奠定下心性论的理论基石。但由汉及唐，诸儒“泥于训诂，多精义理”（30），并未沿承孟学理路，而宋儒则讲明义理，好研心性，将孟学光而大之。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以“心解”之法即创造性的解释来承继发扬孔、孟而后中断了千百年之后的传心之学。

宋儒推重孟子的心性义理之学，对之赞不绝口。王安石《性论》云：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语》，子思、孟轲之言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后世之学者见一圣二贤“性善”之说终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岂非惑于《语》所谓“上智下愚”之说欤？噫！以一圣二贤之心推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其所谓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31）

这里明确标举《中庸》、《孟子》，并以“性善”说为孔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之教。张载提出，孟子的性论乃是通过“心解”而得到的孔子的“心传”，他说：“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乃心以解也。”（32）程颐在答门人唐棣“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之问时说：

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谓其禀受处不相远也。（33）

在他看来，孔、孟心性论的差异是由各自立论出发点不同导致的，而其实质则并无异样。他更进而认为：“‘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34），试图以孟子的“性善”论来限量孔子的“性相近”之说。朱熹为孟子的心性论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他对之申论道：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量，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别而言之。（35）

此论为宋代很多学者所认同，如其高弟陈淳即指出孟子“性善”论根源孔门而有所发展，

说：“孟子道性善，从何而来？孔子《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谓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头处说，孟子所谓性者则是就‘成之者性’处说，是人生之后事。其实，由造化源头处有是‘继之者善’，然后‘成之者性’时方能知如是之善，则孟子所谓实渊源于夫子所谓者而来，而非有二本也。”（36）此外，其思想曾受到朱熹猛烈攻击的张九成亦谓：“孟子源流甚正，认得不错，但人之不思耳。孔子尝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即善也，其言岂无所自？”（37）

孟子的心性论确乎对宋儒有深刻影响。周敦颐将孟子的“寡欲”说发挥为“无欲”论，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38）他在《通书·圣学章》中又指出：学圣人有要，要在“一”，“一则无欲”。由此“无欲”论发展而成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说，是宋明的基本命题。二程沿袭孟子，只言仁义，不讲功利，又以“天理”喻“不忍人之心”，更将“存理去欲”视为人与禽兽区别之所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