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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售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与禽兽甚悬绝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处？”曰：“固是。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义也？……然人只要厚一个天理。”
张载亦标立“存理灭欲”而反对“灭理穷欲”，谓：“人之灭天理而穷人欲，今复反归其天理。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杨皆不能知。”（39）朱熹继承孟子“性善”论，反复论证其“人性即天理”说，云：“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40）“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天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41）他又发挥孟子的“性善”论道：“向来所说性善，只是且要人识得本来固有，原无少欠，做到圣人方是恰好，才不到此，即是自弃。故孟子引成间见渊公明仪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眼暝眩之以除深痼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42）张栻以孟子之言为据来展开其心性论，他既以“性”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的本质，说：“原物之始，岂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然而孟子道性善，独归之人者何哉？盖人禀二气之正，而物则其禀气也。人之性善，非被受命生之后，而其性旋有善也。性本善，而又禀夫气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则为气既昏，而不能自通也”（43）；又以“性”为普遍的精神，说：“有太极则有二仪，故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者，性之所有，万善之宗也。人之为仁义乃性之本然，……若违于仁义则决其性矣。”（44）这样，他就将道德起源论与宇宙本体论有机结合在一起，与政冶亦融合在一道，被提到本体论高度的伦理道德也就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从而具有一种必然性和绝对性，自然也就具有了永恒和神圣的意义。
同程朱理学家一样，心学大师陆九渊也十分推重孟子的心性理论，并据之调发己说。譬如，他本孟子的“四端”说而把“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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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性的实体，谓：“四端者，人之本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认为：“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时即恻隐、当羞恶时即羞恶、当辞让时即辞让，是非至前，自然辨之。”（45）他的心学思想体系存留着极其显明的孟学印迹，难怪明儒王阳明要称：“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46）此外，并不宗信的其他学者同样深受孟子心性论的影响。如苏轼不仅以孟子为“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而且曰：“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唯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也，亦观诸此而已矣。”（47）又如章望之“喜议论，宗孟轲言性善，排荀卿、杨雄、韩愈、李翱之说，著《救性》七篇，……其议论多有过人者。”（48）未曾受到汉唐制需重视的孟子心性论，却为所用，以至产生出适合中土人情事理的佛性论。宋儒在“儒门淡泊，收抬不住”（49）的情势下，透过佛学而重新认识到孟子心性论的固有价值，故而认祖归宗，返本开新，在融入佛理的基础上将孟子的心性论发扬光大，形成发展起足以与佛学相抗衡的新儒学。当然，宋儒对孟子心性论的体认及据之而提出的思想各有不同，甚至出现了具有不同特质的儒学流派（最著者当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相互抗衡、论争不已的格局。但正是这不同特质的学说思想及其相互间的论争，才使得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0）而在这新发展阶段中，孟子思想放射出独特的生命光彩。 ;
三、
尊宗孟子、推扬孟学虽为主调，但宋代儒林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与之相违的观点，对孟子其人其学大加怀疑、贬抑、批判以至否定，从而形成一股疑孟非孟的思潮。
北宋时期，郑厚叔著《艺圃折中》，斥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不仅不是“贤人”，而且完全是个资性轻薄的“忍人”、“辨士”；指出孟子口“诵仁义”而实“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谋求高官厚禄，耍弄“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又说孟子同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论辨，每次都“困而遁，遁而支离”，“沮气赧颜”，理屈词穷。司马光著《疑孟论》，对孟子提出十一条质疑，讥孟子为“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者。曾经“学于温公”的晁说之，既作《诋孟》，以排诋、非难孟子为事，又将其非孟思想付诸行动，专折上疏“请去《孟子》于经筵”。（51）李觏更猛攻孟子，他有感于“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的世风，指责孟子为“五霸之罪人”，“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尔”。在他看来，“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故孟子“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他又批评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道：“甚者！世人之尚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讙讙，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至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52）
南宋时期亦多有非孟之儒。事功学派的儒者陈亮对孟子就多有微辞。比如，关于管仲帮助齐恒公称霸之事，孟子谓其以力假仁，为王道所不为；朱熹本之而认为管仲“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故称管仲有霸道之功而无仁义之心、王道之仁，（53）甚至说管仲“小器”，“当不得一个人”。（54）而陈亮则力反此类见解，针锋相对地指出管仲称霸乃仁者之事。他借孔子、程颐之言发挥道：“孔子之称管仲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说者以为孔氏之门亚尺童子皆羞称王伯（霸），孟子力论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之称如此，所谓‘如其仁’者，盖曰似之而非也。观其语脉，决不如说者所云，故伊川所谓‘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55）陈亮之非孟倾向，于此略可窥见。
与陈亮在学术思想上有同一旨趣的叶适，对孟子的批评最为严厉、系统而又深刻，一定意义上，我们可将他视为两宋非孟思潮的集大成者。叶适对孟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