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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刘勰的六观说是全面析评文学作品的一个体系,其实用价值不分古今,不限中外。任何批评家对作品的析评,都跳不出六观说这个“六”指山。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一是用宏观或微观的方法,通过中西比较,向西方学术界说明《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二是把《文心雕龙》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竞耀,千万别忘记“遥远东方”的这条《文心雕龙》,让它舞出矫健优雅的姿采。
【关键词】 刘勰 文心雕龙 六观 实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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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显学。向来,龙学的学者,在校勘、注解、诠释等方面,用力至巨,成果非常丰美。龙学研究者也多能中肯地论述此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杨明照说此书“是刘勰惨淡经营的巨大成果,也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巍然屹立的高峰”,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论者对《文心雕龙》的世界地位也有评述。鲁迅说东方有刘彦和的《文心雕龙》,西方则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二者“为世楷式”。这可能是从中西比较角度对《文心雕龙》最早的推崇。马白和卓支中等也在中西的透视上肯定它的卓越成就。曹顺庆认为《诗学》、《文心雕龙》和印度的《舞论》,鼎足而立,为世界三大文论支柱。纪秋郎说它“可以放在世界文论的金字塔顶”〔1 〕。这些,我认为都不是夸大的言辞,因为《文心雕龙》实在伟大。作为“龙的传人”,龙学学者的一个研究方向,应该是用宏观或微观的方法,通过中西的比较,向西方学术界说明《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在这方面,龙学学者刚刚起步,走向长征的艰辛路程。我认为龙学学者的另一个取向,应该是把《文心雕龙》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上。我并不在提倡复古,更不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外国古代和现代的批评理论。我只是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可以古为今用,甚至中为洋用;至少,它的理论,可补一些西方理论的不足。退一步来说,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表示外国的一些理论,中国的《文心雕龙》也有,且有实际应用的价值。能够这样,我们就不致那样崇洋,那样失掉我们中国的身份和特色。如果我们能充分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可应用于中外古今作品的实际批评,它的地位自然也进一步高升了。
真的,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二十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美国文化泰斗亚伯拉穆斯(M.H.Abrams)论述二十世纪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discourseanalysis)、读者反应论、接受理论、记号学、 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二十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2〕
亚氏列举的最新一种,是“文化研究”,其中的一位理论家是萨依德(Edward Said ), 是阿拉伯裔的美国学者。 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Gulture and Imperialism)两本书,在最近十多年间先后出版。他主张在西方霸权文化之外,另立名册,另立名类;其“另类”(the Other)之说, 已在西方文论界建立了地位,不属于西方文化的阿拉伯人,因此而分享了国际声誉。尽管有多名华裔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这说来话长,此处不能加以论述),中华的文评家也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九年前去世的刘若愚,著有《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不过他做的是爬梳、归纳的功夫,是整理国故,而没有推陈出新,针对当代西方文论界,提出新的术语或理论,希冀在西方争得一席之位。〔3〕
《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是承先启后的文论宝典。我国当代的学者,向它“取熔经意”,然后“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加以汇融“通变”之后,“自铸伟辞”,我相信是可以有所建立的。以此向外国宣扬,成为一套有益于中外文学的理论或“主义”,我们的声音就出现了。我们就此输出了文化,争取得席位。
近年我先后写过几篇论文,拿《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卫礼克等《文学理论》二书作比较;又探讨刘勰和“新批评学派”对结构的看法;又把《文心雕龙·辨骚》看作实际批评的一个雏型;此外,我对《知音》篇的“六观”说特别感到兴趣,曾经以“六观”说作为评骘作品的一个理论体系,把它应用于当代文学作品的实际析评。〔5 〕现在这篇文章要探讨的,仍然与六观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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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常常被视为印象式批评,缺乏系统,且笼统含糊。中国的传统文评,自然不都是这样的印象式的。《文心雕龙》是少数的例外之一,全书规模宏大,体系俨然。六观说是全书大体系中一个小体系,它在实际衡量作品上,照顾周到,其理论极具实用价值;而且,千多年前的说法,到今天仍然适用。《知音》篇列举了批评时要注意的六个方面如下:“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历来对六观中位体和奇正的解释,颇不一致,其他则少歧义。这里我综合各种不同说法,并加以己见,更大胆地调整了原来六观的次序,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六观说〔6〕:
第一观位体,就是观作品的主题、体裁、形式、结构、整体风格;
第二观事义,就是观作品的题材,所写的人事物等种种内容,包括用事、用典等;
第三观置辞,就是观作品的修辞手法;
第四观宫商,就是观作品的音乐性,如声调、押韵、节奏等;
第五观奇正,就是通过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比较,以观该作品的手法和风格,是正统的,还是新奇的;
第六观通变,就是通过与前代作品的比较,以观该作品的表现,如何继承与创新。
《知音》篇对于六观,只举出名称,而不加解释。不过,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与六观有关的文字:
一、《情采》篇论及情,即主题:《熔裁》、《附会》、《章句》诸篇论及结构;《定势》论及整体风格;此外《文心雕龙》全书有二十篇左右论及各种诗文体裁。
二、《事类》篇论及用典、用事。
三、《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练字》、《隐秀》、《指瑕》论及用字修辞。
四、《声律》篇论及音乐性。
五、《定势》、《辨骚》篇论及正统与新奇。
六、《通变》、《物色》、《辨骚》篇论及继承与创新。
以上所举篇名,只就其重要者而言,实际上不止这些。此外要说明的是,第二、三、四观,可合成一大项目,以与第一观对照。这个大项目就是局部、组成部份、局部肌理(local texture), 以与第一观的全体、整体大观、全篇的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对照。 刘勰论文,非常重视局部细节与作品整体的有机性配合;事实上,“置辞”与“事义”息息相关,而此二者,加上“宫商”,乃构成整篇作品的“位体”。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位体”影响了“事义”、“置辞”和“宫商”。第一至第四观,乃就作品本身立论;第五观奇正,六观通变,则通过比较来评论该作品,用的是文学史或比较研究的方法。“奇正”与“通变”二者,分辨起来,颇不容易。也许大可不必强为划分,就把它们当作比较、用透视的方法来衡量作品的整体风格和成就好了。
上述对“现代化”的六观说的解释,无疑加上了修饰增益的成分。(这些修饰增益,我认为是符合刘勰衡文的精神的。)不过,这个实际批评的架构,是否就因为有了修饰增益,而能满足现代批评家的所有需要呢?却又不尽然。例如,这个体系并不包括悲剧(tragedy)、 叙述手法(narrative methods)等概念,也没有马克思主义、 弗洛依德主义。我们只能说,刘勰不是先知,预测不到二十世纪的文论有这么多的内容。不过,如果刘勰生于今世,他一定会说:“这并不能难倒我:悲剧这文类属于位体的范围,悲剧的思想则属于事义;叙述手法吗,应该隶属于位体和置辞。至于马克思、弗洛依德这些,不妨再加上浪漫主义等,也应该是事义的范畴的。”这样说来,六观说这个体系,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各种概念和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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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大学课堂里,文学系的教师讲解文学作品时,用相当于六观说的体系,来作分析和评论,我们会认为这做法理所当然。析评作品,本来就应该顾及体裁、主题、风格、结构、修辞、音乐性种种元素,也应该拿作品和其他作品比较。然而,我们不能把刘勰的六观说视为“不过如此”,视为理所当然。须知道,那是形成于一千多年前,是在基本上缺乏严密体系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里啊!六观说的了不起,正在这里。
六观说是全面析评文学作品的一个体系,其实用价值不分古今,不限中外。下面,我将分析中国当代批评家的实际批评文章,指出他们评论时注意的项目,离不开六观说的范畴,从而说明六观说的重大而普遍的价值。我要强调的是,根据我的了解,他们大概并没有受过六观说的影响,甚至不认识六观说。他们注意的项目,却离不开六观说的范畴,这只说明冥冥中与六观说的契合。他们的文章是:
(一)夏志清的《〈老残游记〉新论》
(二)刘若愚对《锦瑟》的析评
(三)余光中对张晓风《半局》的析评
(四)马森的《中国现代舞台上的悲剧典范——论曹禺的〈雷雨〉》
(五)欧阳子对白先勇《冬夜》的析评
(六)乐黛云的《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
(七)孙玉石对卞之琳《断章》的析评
(八)李元洛对余光中《寻李白》的析评
(九)林以亮对西西《哨鹿》的析评
(十)梁锡华的《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
这十篇论文有其代表性,先说论文的作者。夏志清和刘若愚都是华裔的美国学者,后者已去世。“东夏西刘”,六、七十年代,他们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各领风骚。余光中、马森、欧阳子大致上是台湾的批评家,不过,欧阳子长期居住在美国。乐黛云、孙玉石、李元洛是中国大陆的批评家、学者。林以亮、梁锡华基本上是香港的学者、批评家。这十位著名作者,其文学观、批评手法,或多或少都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夏志清和刘若愚所受影响特别深远,不在话下。其次是受评的作品,以时代言,古今都有:《锦瑟》为古代作品,其余则为现代。多选现代作品,目的是进一步显示“古为今用”。以文类言,则诗有《锦瑟》、《断章》、《寻李白》,散文有《纪念刘和珍君》、《半局》,小说有《老残游记》、《伤逝》、《冬夜》、《哨鹿》,戏剧有《雷雨》。这些作品,泰半都极为著名。以下根据诗、散文、小说、戏剧这个次序,略为介绍各篇论文的内容,分析它们涉及的文论概念和方法。
(1)刘若愚对《锦瑟》的析评。 这是刘氏英文译著《李商隐诗》(The Poerty of Li Shang—yin,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 年)一书的片段。刘氏将此诗译为英文,解释此诗的有关典故(“事义”),介绍对此诗主题(“位体”)的五种说法。跟着他说:“上述种种解释,没有一种令人完全满意。”接着他详细分析此诗的用字(“置辞”)、涉及的望帝、庄周、沧海、蓝田等等人、事、物(“事义”),最后指出它的主题(“位体”)是“人生如梦”,并拿它和英国诗人济慈名诗《夜莺颂》的末二行相提并论,以见人生之茫然惘然。以上是刘书页51—57所述说的。此外,同书的页207—210,还分析了它的象征手法(“置辞”)和严谨结构(“位体”),结论是《锦瑟》情采兼备,是一首“伟大的诗”。刘氏这个结论,自然是通过比较后下的,虽然他没有说李商隐怎样“通”,怎样“变”。
(2)孙玉石对《断章》的析评。 这是孙氏《读卞之琳的诗》一文的摘录,收于黄维梁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出版,1994年)。《断章》是卞之琳的名作,只有四行,引录如下:“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孙玉石析评时,先就“装饰”和“相对”二义,论此诗的主旨(“位体”),然后详析它的“置辞”和“事义”。他又指出:卞之琳钟爱的《花间集》,内有冯延巳的《蝶恋花》,此词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二句。《断章》与这两句有“多么神似的联系啊!”而卞氏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还到了不露痕迹的程度”。这里所着力说明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正是六观说中的“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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