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心雕龙》“折中”精神的主要体现(1)(2)

　　——此处笔者拟从刘勰对“文学性”的认识和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看问题。这两段论述，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刘勰对“文学性”的认识和要求自然美和人工美相结合的审美理想。

　　所谓“旁及万品，动植皆文……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讲的是自然之形文和声文的美，而“有心之器”的人文，就是一种“情文”，自然之美，本非“外饰”，非人为的，然人文之美，不能不加人工，但应该也要力求“自然”，所以，“情文”与“形文”、“声文”的完美结合，才是最美的文学作品，“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还蕴涵另两层深意：一是讲人文要能发自真情，自然而然，应当“为文而造情”（《情采》）。这其中的理论意义，明显也就贯彻了一种“折中”的思想，其“中”之思想观念，就是要求将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二是讲有的文学作品如谢灵运的诗，如出水芙蓉，以自然美的风格为高；而颜延之的诗，镂金错采，以人工美为尚，实也都不妨其为美，只是要适度而不刻求，因为无论是人工美为尚还是自然美为尚，本都应该是自然之道的体现，本都应该是内心自然真情的表达，这其中依然还是存在一个“折中”的问题，“折中”决非是把一件事物“对半开”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折中”之“中”的思想观念，有以自然为“本”、为“原”、为“宗极”之意，而且其间触及到“主中有宾”、“偏不离本（正）”这样极为深层的思辨思想。这或者也得力于“骈文”的妙用吧！因为“骈对”的术语与理论范畴，常常可以作“互文”解，但也可以不作互文解。不作互文解，自有其深意；作互文解，更加义理圆足。

　　《风骨》篇：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乎！

　　《丽辞》篇：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自见也。

　　《封禅》篇：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余巧。

　　——笔者此处拟从刘勰的关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角度看问题，不举刘勰在《情采》等篇中对此问题所集中论述的例证，意在说明刘勰这一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上面列举刘勰的三段论述，合而观之，都是讲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问题，这里也明显贯彻了“折中”的方法。其“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体现了刘勰所尚之“中”，是与“本”、“正”、“圆”、“通”等不同方面的意义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反对过分的奇巧，要能以正驭奇，“新作”要能“通”于“旧规”，但又明显主张“奇气”，所谓“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在这几段论述中，偏向于论述表现的手法，重在讲遣词造句的工夫以及体制问题。但即使在这些方面，刘勰也无不贯彻其“折中”的思想方法和尚“中”的意旨。所谓“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这就把“圆照”到的“理与事”，与“丽辞”结合起来；而所谓“迭用奇偶，节以杂配”，讲的是在对句与单句的使用上要杂配，这就可以使前文讲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的论述，表达得更为全面。另外，这里的论述，还说明刘勰的审美和谐观，已经大大发展并丰富了儒家文论的“中和”思想，把和谐的审美观念，灌注到作品的不同层面与层次。后一段论述，笔者特意取自《封禅》篇之中，目的在于说明两点，一是刘勰所论之“文”，有不少虽然属于“应用文体”，但他常从“文学性”的角度看问题，来要求作家注意辞藻的运用，认为班固的《典引》“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二是这段话中，刘勰赞美班固的《典引》之作，能够汲取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和扬雄的《剧秦美新》的优点。所以我们要注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使用的“折中”、“能执厥中”或“裁中”等术语，和当时同时代人们的作品之中的用法一样，都具有一般具体的“折中”手法或具体的比较异同、兼采两方（两端或两人等）的思想或长处等意义，但其尚“中”之意念是贯一的。

　　《比兴》篇：赞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

　　《体性》篇：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

　　《隐秀》篇：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

　　《议对》篇：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

　　《奏启》篇云：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

　　——笔者此处拟从刘勰的作家论、艺术思维论、创作构思论乃至创作表现与“意象”美与“隐秀”美的理论批评角度，进一步来看问题。

　　这里引用的刘勰的五段论述，可以分为两组，前三段为一组，后两段为一组，合两组观之，其中所贯彻的“折中”思想观念，主要体现为从作家论的角度出发来立论，要求审美观物做到“触物圆览”。前一组论述，所贯彻的“折中”之“中”，其理论意义，体现的是“圆”而“用中”、环络之中的尚“中”思想。“圆”之“中心”，无所不在；能“圆”才能执其“中”（注：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第三一篇《说圆》，曾引帕斯卡（Pascal）《思辨录》云：“譬若圆然，其中心无所不在，其外缘不知所在。”第111页，中华书局，1984年。 ）。刘勰的审美和谐观与儒家传统的“中和”观相比，其美学内涵大大丰富，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与永明文学新变思潮中重“圆美”的审美观念的一致性。“永明体”诗人的一大作手谢眺所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注：《南史》卷二十二《王昙首传》附《王筠传》记载沈约述谢眺语，第609页，中华书局，1975年。）， 刘勰论“连珠体”所谓“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论“声律”时所谓“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论述的就是圆美和谐的问题。创作构思与艺术表现是有个“心手之差”的距离，但毕竟又是统一的。作品的圆美和谐，最终需要作家的审美观物能做到“触物圆览”，艺术构思能够“思转自圆”。钱钟书先生曾云：“……彦和《文心》，亦偶有‘思转自圆’（《体性》）、‘骨采未圆’（《风骨》）等语。乃知‘圆’者，词意周妥、完善无缺之谓。非仅音节调顺，字句光致而已。”（注：钱钟书《谈艺录》第三一篇《说圆》，第114页。）其所谓“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的论述，说明刘勰讲“雅制”、讲宗经尊体、讲“原始要终”地把握前人之所作，都是基本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来看问题的。其所谓“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这是从作家观物谈到“意象”的构成组合，再谈到创作的表现过程。而在表现之时，要能具备把两种似乎不同、似乎时空距离很远很大的事物，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这在当时讲究骈对的创作风气中，其创作的例证，是比比皆是的。刘勰特别重视“隐秀”之美，此篇虽残，但其主要精神内容仍在，所谓“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表现刘勰要求作品要能够有“环环相扣”、“层层相生”的韵味，已经提出“象外之意”的把握和传达的问题，所谓“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这是唐代“意境”理论的前奏。“互体变爻”说，本于《周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之喻，本于《庄子》（见《天下篇》，又《淮南子·俶真训》引作“肝胆胡越”，在六朝人的作品中，此典并不少见）。从文学理论批评的意义上审视，所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是从“比兴”角度来讲“艺术时空”的创造问题。可见，刘勰论比兴，也不是专用“毛诗郑笺”的了。

　　后两段，与上面所举《封禅》篇中一段论述有相似之处，笔者着意进一步说明刘勰讲“折中”，显然具有儒家的“折中”、用“中”的思想存在，所谓“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是古人最常用的典故和比喻，这个“中”，读为动词之“中”，有“命中”之意，也由之可以抽象出“符验”之意，这也是“中”之一义。宋代《岁寒堂诗话》有“中的”之说，意谓诗之情景交融之境，要能切于事理物境，令人观之若身处其境。不过，刘勰此处主要是讲“射策”之体，即是一种“探事而献说”的“议”的别体。刘勰把“对策”和“射策”两种文体，归入“议”体，又能仔细区别其异同，这其间也贯彻着“折中”的精神，只不过是形而下的一般比较而已。《奏启》篇中这段论述，特别能反映刘勰的儒家思想，其批评近代文人有些奏文，“复似善骂，多失折衷”，前文已曾说过，这里的“折衷”的含义，和儒家讲的“扣其两端”的意义较为接近，主要就是“平允、中当”的意思。但追究起来，其中前后之论述，也贯彻了较为抽象的尚“中”的思想，即要以“明允笃诚为本（正）”，这也主要是儒家的思想。然而其间也可以分析出刘勰尚“通”、重“理”（事物之理）为“中之正”的意念，所谓“辨析疏通”、“博见足以穷理”云云。可见，不从儒道释三教会通的角度去分析刘勰理论批评的思想与观念，独主儒家为其宗旨，是很难讲通《文心雕龙》的。

　　笔者以为以上三点，是刘勰“折中”论的精神原则在《文心雕龙》中体现得最主要的三个方面（主要从文学创作过程、表现过程、作品构成及审美理想方面着眼论述的），其它内容，亦因之而可以推求。下面两点是从刘勰的批评理论和《文心雕龙》本身的理论论说（表述）、论证方法及其逻辑特征的角度，来看“折中”论这一精神之体现的问题的，拟简单地论述一下。

　　　　4.贵“通才”贵“圆照”贵“见异”以执“中”。

　　所谓贵“通才”贵“圆照”贵“见异”以执“中”，主要是指刘勰在其批评理论中，包括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方法本身，也贯彻了“折中”的思想方法。

　　《总术》篇：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

　　《指瑕》篇：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

　　《知音》篇：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

　　这里引用的四段论述，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其所贯彻的“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至少体现为四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要求批评家能够博观，具备丰富的知识修养，是“通才”，所以能够做到体“要”以执“中”。这个意义上的“中”，与道家讲的“枢要”、“枢中”的思想较为接近，与六朝玄学思潮重“得意”的思想观念，也是一致的；二是观察事物、批评作品要全面，能够把握本质，大处着眼，所谓“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又能小处入手，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要将批评对象（作品）分析成不同的方面，来仔细研究，最终当然又要能够上升到“体要”的高度，不执于一端。这个意义上的“中”，就事物的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角度来讲，实质上就是要会通合一，这个“一”也就是“宗”、“本”的观念；三是批评作家作品要不带主观片面性，不以个人审美嗜好为标准，要能够持平、公允、客观，所谓“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个意义上所贯彻的“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就是“中正”的思想观念，但这与儒家“中正”思想相比，已经融入了道家与佛学的思想，注重的“圆照”、“圆该”；四是主张能“见异”，即鉴赏批评家要能够发现所批评的作家作品的“个性特征”，这是辨“异”于“同”的“折中”观念，“同”中要能见其“异”；“异”中要能见其“同”。但刘勰认为同中见异，最为重要，否则不够资格成为某作家或某作品的“知音”的，这是非常具有眼光和卓识的批评理论。

　　　　5.求“圆通”求“体要”求“辩正”以执“中”

　　所谓求“圆通”求“体要”求“辩正”以执“中”，主要是指刘勰之《文心雕龙》的论述方法、逻辑推理的特征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折中”论之“中”的理论意义，体现为立论圆通周密，分析问题善于抓住事物的关键、本质，最终能超越一般的“然否”之争、“有无”之争，归“辨”于“正”，入于“中”道。刘勰《论说》篇云：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论”之著作，鲜明地体现了他自己关于“论之为体”的要求和标准。刘勰主张“权衡万事”要“义贵圆通”，不能“越理而横断”，论述要注意“检迹”，有事实根据，以事物的“势”与“理”作依据。“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不是一己之“曲论”，不作谀世之说，力做“通人”，力作“通论”，坚持自己原察事物之“势”、之“理”而获得的批评见解，这可以说就是刘勰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个性与独特精神。虽然，刘勰并不可能完美地实现自己所制定的关于“论之为体”的标准与要求，然而“亦几乎备矣”。

三、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刘勰提倡“正末归本”（《宗经》）、“振末以从本，知一而万毕”（《章句》）的方法；反复申说其“正变”与“会通”的结合；主张分析问题把握事物，要“宜明体要”（《奏启》）而“得其环中”（《体性》），不能搞“事非其物，繁略违中”（《箴铭》）；主张作家创作，照理要“圆通”，“触物”要“圆览”（《比兴》），如果“虑动难圆”，必“鲜无瑕病”（《指瑕》）；作品要能够“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通变》），而告戒作家们“《贲》象穷白，贵乎反本”（这个“本”，即本色、自然之本）的道理；主张批评要尚“中”又要“见异”，“圆照之象，务在博观”（《知音》）等等，就说明刘勰的“折衷”方法论，交融会通了儒道释的尚“中”用“中”的思想观念，不仅是他自己著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也是贯彻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理论批评的各个不同的层面，从而也成为其创作与批评的标准。至于从儒道释的“尚中”思想出发，进一步来研究刘勰的“折衷”论，论者亦多，笔者也另撰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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