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1)学毕业论文(2)
2014-01-08 01:05
导读:那么刘勰根据什么来提作品的“情”与“辞”两方面的内质美要求的呢?刘勰是根据他对当时文坛的流弊的观察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当时文坛的创作从“情
那么刘勰根据什么来提作品的“情”与“辞”两方面的内质美要求的呢?刘勰是根据他对当时文坛的流弊的观察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当时文坛的创作从“情”到“辞”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从“情”的方面看,他明确指出: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
在这里,刘勰对当时文坛创作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为文而造情”,意思是说,近代的作家不学习风雅,专跟随赋颂,内心没有长期蕴积的感情,一味夸张、雕饰,沽名钓誉,结果所创作的作品徒有辞藻而无真实的感情。这样,抒写真情的作品愈来愈少。另外,由于当时谈玄之风很盛,影响到文学创作就出现“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情况(注:钟嵘:《诗品序》。)。为文而造情,理过其辞,导致感情虚假,必然就在辞语上下功夫,所以刘勰就又指出当时文坛创作中在“辞”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 ,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
这意思是说,当时离开古代的圣贤已很久了,文章的体制遭到破坏,现今的辞人爱好新奇,言辞浮靡诡异,在五彩的羽毛上还画上颜色,在不用刺绣的皮带上加刺绣,离开根本越来越远,这将造成乖谬和浮滥。这就是说,当时的文学创作在构成作品的实体的“情”与“辞”两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造成了“情”假“辞”滥这种形式主义的局面,这是让刘勰感到担忧的。他的《文心雕龙》的一系列篇章,都针对此种情况,从不同的角度来规定文学创作中“情”与“辞”应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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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篇是从内质美的角度,对“情”与“辞”作出了规定。“风清”是对“情”的内质美的规定,“清”,清新真切之意,“风清”就是要求情感的表达应“清新真切”,发自胸臆,有生命活力;“骨峻”是对“辞”的内质美的规定,“峻”,峻拔遒劲,“骨峻”就是要求辞语的表达应“峻拔遒劲”,出言有力,能给人感染。刘勰强调,无论“情”还是“辞”都要有内在的品质,没有这种内在的品质,“情”和“辞”所构成的作品,就不会有思想的和艺术的力量。
《风骨》篇有几个关键的词:“情”、“辞”一对,“风”、“骨”一对,然后是(刚)“气”、(柔)“气”一对,最后是“风骨”和“采”一对,如果我们能把这七个关键词的内涵和相互的关系通过疏解,按文章本来的面目,统观其逻辑结构,那么我们对《风骨》篇也就能基本把握住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图示将其逻辑关系显示出来:
《风骨》篇结构层次图
第一层 必要条件 情 辞
第二层 内在之美 风 骨
第三层 生成原因 (柔)气 (刚)气
第四层 内外关系 风骨 采
第一层作为文章的构成的两大因素的“情”与“辞”,我们已经在上面论述过,此不赘。
第二层,“风”作为“情”的内质之美,“骨”作为“辞”的内质之美,刘勰从不同的角度与层次又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包括从渊源、必要性、正面解说、功能、反证、例证等方面来加以说明。我们就此也可以列一个表:
“风骨”含义图
风 骨
渊源 诗总六义,诗冠其
首,斯乃化感之本 (缺)
源,志气之符契也.
必要性 怊怅述情,必始乎 沉吟铺辞,莫先
风.情之含风,犹 于骨.辞之待骨,
形之包气. 如体之树骸.
论证 意气骏爽,则文风 结言端直,则文
清焉.深乎风者, 骨成焉.练于骨
述情必显. 者,析辞必精.
反证 思不环周,索莫乏 若瘠义肥辞,繁
气,则无风之验. 杂失统,则无骨之征.
例证 相如赋仙……风力 潘勖锡魏……
遒也. 骨髓峻也.
上图我们差不多把刘勰论述风与骨的话都列上了。我们可以看到,刘勰的“风骨”篇一开始从“情”—“风”、“辞”—“骨”这四个概念的关系谈起,说:“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意思是说抒发感情开始于风,而运用文辞首先要有骨。应该说,情感和文辞是作品中显于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表”,是外在的,或者说是呈现于外面的。一篇作品不论好坏,水平高低,都有情感和文辞,没有无情感的作品,也没有无文辞的作品,总之情感和文辞是对作品的必要的起码的外在要求;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不是一般的作品,而是优秀的作品,仅有情感和文辞,仅有这外在的美就不够了。于是刘勰想到除了“表”之外,还要有“里”,除了外在的美之外,还得有内在的美,即内质美。这样他对抒发情感要求“风”,风相对于情,是作品的情感表达的内在的品格。对文辞的运用就提出了“骨”,骨相对于文辞也是内在的品格。因此,我们可以说,“风骨”,是文学作品的内质美。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刘勰接着的话:“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正如黄侃所言“风骨”都是一种比喻,骨如同人体肌肉里面的骨骸,风是情感之形所包裹的“气”,两者都是内在的东西,是内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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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内质美的“风骨”究竟是什么呢?这就要看刘勰把风与骨跟哪些关键词连在一起,要看刘勰的正面解说、反证和例证。
首先,我们来看“风”的正面解说,风“犹形之包气”,风要“意气骏爽”,这样就“文风清焉”,而且“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这就是说,风与“气”、“清”、“骏爽”、“显”等词联系在一起,用现代汉语说就是“风”的内涵包括有生气、清新、爽朗和动人。刘勰认为抒情要达到这些美学目标,才是成功的。然后,刘勰又进行了反证,说:“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这个反证很重要,补充了他的正面解说中可能引起人们误解的地方。例如正面论证中,刘勰把“风”与“显”字联系起来,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风”的特征是显豁、明朗,实际上这样理解是不够确切的。刘勰在反证中认为,无“风”的作品“思不环周”,那么有“风”的作品就“思应环周”。“思”即情思,“环周”,充溢周流于文,意思是情思经过自己内心的“蓄愤”、“郁陶”、沉思、酝酿,已经诗意化、深刻化,因此刘勰所说的“显”,是沉思之后的喷发,不是一般的显豁而已。另外,无“风”的作品“索莫乏气”,也就是它所抒发的感情是干枯而缺少生气,形象也像木雕泥塑一般,没有生命体的生气灌注的特征,是无病呻吟,“为文而造情”;那么有“风”的作品所抒发的感情所描绘的形象就应该相反,应该像活的生命体一样生气勃勃,有动人的力量。刘勰所举的例子,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就是有风力的作品,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说:“相如既奏《大人》之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志,似游天地之意。”这一例证更说明我们把“风”解说为抒情的生气、清新、爽朗、动人,是正确的。问题是刘勰为什么要这样来界定“风”?他在《风骨》篇的第一句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这说明了刘勰的“风”的概念的渊源是《毛诗序》的“诗之六义”说。《毛诗序》:“风(读去声)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关键是这个“动”字,动,即生动,生气灌注,清新动人,英骏爽快,总之是活的,有生命的,不是死板的教条。也就是讲,诗有教化的功能,但教化功能的实现要靠诗的形象的生动,有生命的魅力。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其次,我们来看“骨”,“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树骸”的要求呢?这就要“结言端直”,“析辞必精”,这样“文骨成焉”。这就是说“骨”的关键词是“骸”、“端直”、“精”和“峻”,用现代汉语来说,文骨的形成要求有力量、劲健、精约和峻拔。文辞的运用,一味卖弄辞藻是不好的,仅停留在流畅也是不够的,要靠力量、劲健、精约和峻拔来取胜,这样才能达到文辞运用的美学要求。除了上面的正面论证之外,刘勰又作了反证,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瘠义肥辞”,是指文意贫弱,文辞繁缛,“失统”,即头绪不清,总的意思是意贫辞繁,词语颠倒混乱,这是无骨之表征。那么反过来,有骨的作品就应该言简意赅、言辞有序,这样才能做到言辞挺拔、劲健、精约和峻拔。刘勰举东汉作家潘勖的《锡魏》一文为有“骨”的典范,是合理的。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九种特殊赏赐),册封之文为潘勖所作,据《殷芸小说》卷五,潘勖:“为策命文……勖乃依商周宪章,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我认为刘勰并不是对此文的内容有兴趣,主要是因为此文在用辞上摹仿经典,既非剑拔弩张,而又精约遒劲。关于“骨”,刘勰本应也要像论述“风”那样,寻找到一个“渊源”,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风骨》篇中没有这样做。这就给后来的解说者留下了遗憾。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论者在论述“骨”的问题时,完全无视刘勰本人在本篇的解释,硬要把“骨”解说为内容、事义等,让“骨”跟“辞”划清界限,这是很难使人理解的。实际上,把“骨”看成是“辞”的特性,不但尊重了刘勰的原义,而且对文学创作来说,“辞”的问题是很重大的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没有作为语言的“辞”,也就没有文学。我们必须进入语言才能进入生活,我们也必须进入语言才能进入文学。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看到了“辞”的重要性,《易经·系辞上》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刘勰在《文心雕龙》首篇《原道》篇就引了这句重要的话,并补充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就是说,我们谈“辞”是在谈“道之文”,并没有与内容脱离,辞总是这样或那样表现生活和情感内容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总而言之,风骨是刘勰对作品内质美的规定。“风”是作品中“情”的内质美,其主要特征是有生气、清新、真切和动人。“骨”是作品中“辞”的内质美,其主要特征是有力量、劲健、精约和峻拔。“风”和“骨”都是人内在的真实生命所喷发出来的打动人的力量。一篇诗文如果达到了“文明以健,风清骨峻”,就会像鸟的双翅那样高高飞起,那么这篇诗文就获得了高品位的审美境界。刘勰对优秀作品作出此种规定,既总结了汉魏以业来的成功的艺术经验,同时也针砭文坛存在的“为文而造情”和“言贵浮诡”的时弊。从理论上为文学的创作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规范。
刘勰的“风骨”论,作为对艺术的内质美的规定,可以与黑格尔要求的“意蕴美”作比较。黑格尔说:“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和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那外在的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因为一种可以指引到某一意蕴的现象并不只是代表它自己,不只是代表那外在的形状,而是代表另一种东西,就像符号那样,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就像寓言那样,其中所含的教训就是意蕴。文学也是如此,每一个字都指到一个意蕴,并不因它自身而有价值……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也是如此。它不只是用了某些线条,曲线,面,齿纹,石头,浮雕,颜色,音调,文字乃至于其它媒介,就算尽了它的能事,而是要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24—26页。)黑格尔的思想很清楚,他把艺术作品分成两层,一层是外在的媒介,如文字、线条、颜色、音调等,通过这外在的媒介层,指向内在的意蕴。黑格尔的外层相当于刘勰所说的文辞——骨,内层相当于刘勰所说的文意——风。也就是透过文辞指向文意。与黑格尔的“意蕴美”相比,刘勰不仅认为要透过文辞指向文意,而且对文辞和文意都有特殊的美学要求,刘勰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媒体除了指向意蕴自身就没有价值,而着重说明媒介(文辞)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文辞达到一定的美学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力量,就能给人以美感,而不仅仅在于它能指向文意。同样,对意蕴,黑格尔没有进一步说明它的美学要求,而刘勰则对文意——风——也有特殊的美学规范。由此可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刘勰的风骨说比黑格尔的意蕴说更富于美学的品格。当然,黑格尔可能是受“绝对理念”的局限,认为只要能显现理念的就是好作品。他更重视最后的目的。刘勰则更重视过程,最后的目的也要,但过程也要动人。
三、“风骨”生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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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次,刘勰把研究的视角转移到“风骨”这内质美的生成原因上面。这样作家作为一个主体的“气”的问题,就被突出地提出来了。而且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风”与“骨”两个词,不再分开,而连为一体——“风骨”,因为刘勰认为风与骨生成的原因都在作家的“气”,完全可以把“风骨”结合起来谈了。刘勰《风骨》篇中继续说:“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作品只有丰富的辞藻而无风骨,那么就会显得疲软,振举不起鲜活的文采,也无力支撑起文字的声韵。所以构思布局,一定要充分地“守气”。内部的“气脉”强健而充满,于是光华外溢。这就是说,作家的气相当于“风骨”而言,又是更内在的东西。在“气”与“风骨”这个关系层面,“风骨”是“表”,而“气”则是“里”了。这里的“气”,是指作家的“气脉”,“气脉”是一个人赖以活着的根本,人的“气脉”尽了,人也就死了。此语出自《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无守气矣。’”意为单子无守身之气,一定要死了。可见,这里所说的要充分守住的“气脉”,是人的精神的力量。文学创作从一定意义上说,跟人的精神“气脉”是否旺盛有着密切关系。
最早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论“气”的是曹丕。这一点刘勰十分重视,其《风骨》篇引用前人最长的一段文字就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话: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
除了引曹丕的话外,还引刘桢论气之语。足见“气”的问题在本篇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刘勰在论“风骨”时这样突出“气”的地位,这就是清代学者纪昀评《风骨》所说的“气为风骨之本”。对这一点徐复观在《中国文学中气的问题——〈文心雕龙·风骨篇〉疏补》一文论述最为深刻。徐先生也推重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论断,但他认为把气分为“清浊”,不如刘勰把气分为“刚柔”,因为“清浊”之分,可能使人会觉得清气是好的,而浊气是不好的;但气分刚柔就不会使人误解。“彦和以刚柔言气,较之曹丕以清浊言气,更能说明气的差别性,为后来古文家以阴阳刚柔论文之所本。”(注:徐复观:《中国文学中的“气”问题——〈文心雕龙风骨篇〉疏补》,见《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第304、第310页、第304页、第310页。)上引徐复观的那段话:“《风骨》篇之所谓风骨,依然是作者的两种不同的生理地生命力——气,贯注于作品之上,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形相。”(注:徐复观:《中国文学中的“气”问题——〈文心雕龙风骨篇〉疏补》,见《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第304、第310页、第304 页、第310页。)如果我们的理解不是把“气”与“风骨”等同起来, 而是理解成“气”作为生命的力,是根本的,是“风骨”生成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会同意他的看法了。具体说来,作家的气有刚有柔,柔气从内心发动,表现于外在的形相,就是“文风”生成;作家的刚气从内心发动,表现于外在的形相,就是“文骨”生成;若是作家内心发动的气刚柔相济,那么表现于外在的形相,就是整个“风清骨峻”的高品位的境界生成了。当然,刘勰并不是把生理的气作为“风骨”生成的唯一原因,他经常提到的另一个概念是“情性”,“情性”应包括才、气、学、习四个因素,这在《体性》篇有明确的论述。“风骨”的生成原因当然也应包括才、气、学、习所构成的“情性”,“情性”发挥于内,“风骨”生成于外。
四、“风骨”与“采”:内质美和外形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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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论述中,先把“风”和“骨”分开来讲,但在后来又把“风骨”结合成一个概念,与“采”对举起来讲。他的意思是要把内质美与外形美统一起来。“风骨”是内质美,“采”的修饰是外形美。在这个问题上不少论者把“辞”与“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或以为“采”只能修饰“辞”,而与“情”无关,结果使论证陷入困境。实际上,情、辞是作品构成的基本要素,只要是作品,不论好坏,都要有情与辞。我们在上面已说明了这一点。情、辞都属于《情采》篇的“质”的方面,但如果要使作品文情并茂,就还需要“采”的修饰,所以“采”属于“文”的方面,文质彬彬,这样才能成为动人的作品。刘勰的“质”的概念与我们今天的内容的概念不是对应的,“质”是指本色而言,情有情的本色,辞也有辞的本色。而“采”是要在本色上加上润饰。所以《情采》篇有“文附质”和“质待文”的论点。而且还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意思是说,文采须以情性为内在的根据,但文采对情性的修饰也是必要的。虽然在本色和文采之间,刘勰更看重本色,甚至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但他从未否定“采”的意义。那么对待与情、辞相对应的内质美的“风骨”,还需要不需要“采”的装饰呢?刘勰在《风骨》篇的后面一段文字回答了这个问题:
夫翚翟备色而儇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骨》)
在这里,刘勰用比喻的方法,把“风骨”与“文采”作为一对范畴提出来讨论。在他看来,如果仅有文采的优美而缺乏风骨,就像那五色的野鸡乱窜;但如果仅有风骨而缺乏文采,那不过是色调单一的猛禽高飞,也是很枯燥乏味的。他的理想是要把风骨与“藻耀”结合起来,这才是文坛的凤凰。这就提出了内质美和外形美应兼顾的问题。这是一个层次。更深的一个层次是风骨与采之间的“圆”和“练”的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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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风骨》)
这段话虽然还是强调遵守旧的规范的重要性,但可贵的还在刘勰提出了风骨于“采”之间的“圆”与“练”的要求。圆,圆熟;练,练达。这就是说风骨和采之间的配合要达到“圆熟”和“练达”的地步,用现在的术语说,就是风骨都还须文采的润饰,而且这种润饰要达到不露痕迹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才峰峻立,符采克炳”,内质美和外形美才得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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