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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

2014-02-09 01:40

【关键词】 玄学/清/清省/清丽

    “清”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哲学意义上的“清”主要指的是“气”之清浊的“清”，由此延伸到人的道德和才性之“清”，进而转化为审美艺术之“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思潮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在玄学本体论问题上，玄学家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因而“贵无”，主张以无统有，崇本息末。对于“无”的理解，玄学家主要吸取了道家之“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缥缈，而是宇宙万物的自然存在方式，含有不受人工束缚、自然随意的意思。这一时期的美学，主要受自然之道的影响而形成了以自然为美的审美倾向。但是，在对“自然”的理解上，玄学发展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弼和郭象的观点却有一些差别，由此导致了魏晋与南北朝尚清审美趣味的细微不同，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
    “清谈”对审美的影响更加直接。当“清谈”从玄远的哲学思辨转变为极具感性色彩的审美活动，“清谈”实际上已经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艺术为中心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审美理论充满浓郁的尚清色彩，从宗炳画论的“澄怀味象”，到嵇康乐论的“声无哀乐”，再到陆机文论的“清省”，无一不浸透着玄学的滋养。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1] (P117)。可以说，审美之“清”是玄学思潮和士人“清谈”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了“清谈”关于“清”的内涵界定——对现实的超越和自由的精神，沿袭了“清谈”中“清”的形式要求——简约、整饰；另一方面，审美理论的演进也与玄学思潮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本文专论魏晋南北朝文论之“清”而不涉其他审美领域。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文论特色概括地说即前期以“清省”为主，后期以“清丽”为主，可以陆云的“清省说”和刘勰、钟嵘的“清美论”为代表。

    一、魏晋文论之“清”：清省

    玄学家王弼对“自然”(无)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素朴”。他说：“夫素朴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隐……故素朴可抱，而圣智可弃”(《老子指略》)。“素朴”就意味着本色，意味着自然的原始状态。他又说：“大美配天而华不作”(《老子指略》)，说明自然之道是排除“华”的，即排斥“丽”的，也就是说，王弼认为理想的美的形态应该是朴素的、清淡的。王弼的思想对这一时期重自然、反雕饰的审美创作和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创作而言，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思想核心是崇尚自然，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的“自然”思想，包含着对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摒弃，与阮籍和嵇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没有系统的文学思想，但其创作典型地反映了玄学之“清”的境界：内容的超凡绝俗和语言的纯净质朴，比如我们熟悉的这些诗句：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田园居五首》)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读着这些自然清新的诗句，说不出哪一句或者是哪个词特别的优美华丽，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整体的艺术境界的美，而不以词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种美来自于陶渊明人格的清淡、冲和，来自于他“抱朴含真”(《劝农》)的人生原则。齐梁文论中，对陶渊明诗歌评价较高的钟嵘和萧统，他们都比较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钟嵘评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钟嵘：《诗品》)萧统评曰：“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萧统：《陶渊明集序》)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就是清新简省，“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就是性情笃厚，不随波逐流，兴之所至，发而为诗。“素波”显然是指陶渊明诗的质朴少文，却能抒写旷达直率的胸怀。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较早在理论上阐述朴素、清淡之美的是陆云。陆云是陆机的弟弟，他们都是西晋文坛上著名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云字士龙，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又说：“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可见，陆云在品性上均有“清”的美誉并长于论辩，显然与当时玄学的“清谈”之风有关。他留下的三十五封与陆机探讨文论的书信《与兄平原书》，在文论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学理想的萌芽，这就是清新自然的美。
    陆云论文的标准是“清省”。如他自己所说：“云今意视言语，乃好清省”。后人对此也有共识，如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说：“士龙与兄书，颇贵清省。”“清省”就是通过简洁的文辞“省”，而达到鲜明纯净的艺术境界“清”。其中“省”为“清”的条件，“清”为“省”的结果。陆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诗文应以“清省”为标准。在《与兄平原书》中，凡具有“清省”之美的作品就得到他的赞许，即使这些作品有些不足，比如：
    “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
    “此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
    “《祖德颂》无大谏语耳。然靡靡清工，用辞纬泽，亦未易，恐见未熟视之耳。”
    对于文辞繁芜、不够简约的作品，陆云则提出批评或修改意见，比如：
    “《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
    “《答少明诗》亦未为妙，省之如不悲苦，无恻然伤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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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诚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谓此为足。”
    不难看出，要求文辞省净的意思非常突出。当然，陆云也并非一味地反对辞藻，认为作品越短越好，关键是看情感表达的需要。《楚辞》情深文长，却被陆云称誉为“清绝滔滔”。对于陆机一些“高远绝异”的文章，陆云十分欣赏，认为“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不以言多为烦，反而认为“省”会失去其妙处。这就是陆云提出的“先情后辞”的说法：
    “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
    “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
    “视仲宣赋集，《初征》、《登楼》，前耶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
    在陆云看来，如果以情感的抒发为基础来遣辞造句，就会出意自然，清省不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情省无烦长”。这就使得陆云的“清省”说具有了深刻的内涵。
    此外，在如何使文风“清省”的问题上，陆云还提出了“出语”的说法，所谓“出语”就是警句，他要求一篇文章或一首诗中要有形象鲜明、引人注目的好句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读者，引人入胜，即文辞少而精，才能做到“清省”。否则，文辞只是简约但不够精辟，读来感觉平平，即使“省”也不会“清”。所以他说：“兄文不复稍论常佳，然了不见出语意”，又说“刘氏《颂》极佳，然了不见出语耳”。由此可见，陆云的“清省”说，并不只是对文辞的要求，而体现了一种更高的审美理想，即要求创造清新自然又鲜明生动的艺术境界。
    陆云提出“清省”说，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作为清谈名士简约、含蓄的个性外，还有玄学“言不尽意”论的直接影响，以及他对时代审美风尚的深刻反思。玄学论辩中崇本息末的本体论思想在言意之辩中形成了“言不尽意”的说法，因为“意”代表着“本”，而“言”代表着“末”。陆云的“清省”说，就是主张用尽可能简约而鲜明的语言，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情意，从而达到应有的审美效果。
    繁缛文风，自汉而起，到东汉末年已有愈演愈烈之势。三国时期，在曹操“尚刑名”的思想以及他本人文章风范的影响下，繁缛文风得到了扼制，如鲁迅先生所说：“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又说：“清峻，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2]。这种注重情感表达、自然简约的文风，被刘勰誉为“建安风骨”而大加推崇。正始时期以阮、嵇为代表的文风，受老庄、玄学的影响，仍有“清”誉。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曰：“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然而西晋时期，繁缛文风又有抬头，陆云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在他的文论中表示了对此的不满与批评，这无疑是积极的。①
    同一时期的陆机和稍后的刘勰与钟嵘在他们的文论中，都程度不同地继承了陆云的“清省”说并将其发扬光大。陆机的创作虽有其弟所谓“绮语颇多”的弊病，但在文论的探讨中，《文赋》的基本倾向却是要求言简意丰，与陆云的“清省”说相一致。在言辞与情意的关系问题上，陆机认为根本之举应以意为干，以辞为叶，这样才能驾简驭繁、文风清省，即“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反之，必然是舍本逐末，导致有意堆砌的弊病。陆机以情为主的提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同时也与他“诗缘情绮靡”的说法是一致的。文学既以抒情为宗旨，自然情感的真挚动人是最重要的。
    齐梁时的刘勰和钟嵘，使陆云的这一审美理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把“风清而不杂”作为文风的总标准提出，实际上就是“清省”的意思。他的《文心雕龙·情采》是关于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系统论述，可以看作是陆云“先情后辞”原则的全面展开。刘勰的基本观点是文质并重、情采统一，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情对采的主导作用。刘勰并不否定辞采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文采，他认为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创造的产物，本身就应该具有美的形式，只是美不应该脱离内容而已，即“文附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文辞的美要适度，才能更好地表达内容。刘勰认为，凡“为情而造文”者，必情感真挚动人，语言则长短适度，有“要约而写真”的美；而“为文而造情”者，必削足适履，文章自然“淫丽而烦滥”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陆云文论对刘勰的启发，但刘勰在情与采问题上的论述，显然要深入和透辟得多。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具体的作家评论中，刘勰贯穿了这一清新自然、简约省净的标准。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评论诗文，在文体论中，刘勰也多次贯之以“清”。比如：“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明诗》)，“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章表》)，“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颂赞》)等。可见，刘勰已全方位地把“清”这一范畴用于评论诗文和文体了。
    钟嵘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然英旨”的审美理想。所谓“自然英旨”，就是倡举一种自然清新、不加雕饰的美。钟嵘之所以更加鲜明地倡举这种美，主要是由于钟嵘个人更多的受到道家和玄学思想的影响，不像刘勰那样折中和理性。他对诗歌本质的看法，决定了他对“清”美的大力倡导。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诗歌的产生和特点时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可以看出，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的，这是他整个理论的出发点。与此前文论家谈到的“情”的不同之处在于，钟嵘更强调“性情”的个体性，也就是说他的“性情”是与艺术创作直接相关的更纯粹的个人情感，那么，情感抒发是否真挚动人就是钟嵘衡量作品优劣的根本标准。情感抒发要真挚动人，必须语出自然，由此，钟嵘提出“自然英旨，罕值其人”的自然创作论和“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的自然声律论，尖锐地对抗当时诗歌创作中盛行用典和声律苛严两种不良倾向。钟嵘说：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竟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是批评盛行用典。他认为优秀的诗歌，应该是诗人内心情感自然真实的流露，而当时的文坛十分讲究用典，已达到无句不用、无字不用的程度。钟嵘认为，这种显示学问、注重雕琢的创作风气完全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规律。大约同时代的萧子显在他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批评当时的文坛弊病有三种，其中之一：“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与钟嵘观点一致。可见，他们认为，频繁用典是造成文辞淫丽、作品失去“清”采的主要原因。
    此外，钟嵘对当时“永明体”声律论过分讲求格律、严重束缚创作手脚的流弊也进行了批评：
    “王元长创其首，谢脁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擗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关。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钟嵘批评的两种倾向，一是“辞”过于雕琢，一是“声”过于苛严，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伤害了诗歌的自然之美。由此，钟嵘对充分体现自然、真美理想的“清”的风格自然情有独钟。《诗品》中提到“清”的地方约有十六处，皆充满了赞赏之情，略举例如下：
    “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评班婕好)
    “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评嵇康)
    “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评刘琨)
    “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评沈约)
    至于下面这段出于评颜延之诗的话，则成为清新自然之美和人工雕琢之美的经典定评而广为流传：“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这里，钟嵘借汤惠休之口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审美倾向：对“出水芙蓉”的褒扬和对“错采镂金”的贬抑。同时“颜终身病之”还传达出另一层含义：当时的不少人已经不再满足于诗歌创作中的华丽雕琢，包括这种美的代表人物颜延之本人。
    在魏晋南北朝文论史上，由陆云开创，经陆机、刘勰等人发展的一种新的审美趣味：清省自然美，到了钟嵘这里，可以说已基本形成。它的意义和价值是重大而深远的。宗白华先生说得好：
    “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日芙蓉’比之于‘镂金错采’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艺术中，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陶潜作诗和顾恺之作画，都是突出的例子。王羲之的字，也没有汉隶那么整齐，那么有装饰性，而是一种‘自然可爱’的美。”[1] (P300)
    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魏晋南北朝并存着两种美：清新自然的美和华丽雕琢的美；二是就这两种美的优劣比较而言，前者高于后者。因为，自然美关注的是思想情感的表达，而人工美关注的是语言文字的修饰。突破文字的束缚，自由活泼地表达生命的种种感受，标志着美学的独立和解放。而突破礼教束缚的自由与个性是突破文字束缚自由表达生命感受的前提，所以，文论之“清”是魏晋士人自然人格的派生物。说到底，“清”的趣味和这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② 时代追求是紧密相关的。如果说魏晋南北朝这种清新自然的美还处在萌芽和发展时期的话，那么唐宋以降，代表新的审美趣味的“清”美便逐渐占据了上风，尚清的审美趣味成为古代美学中后期的主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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