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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反映了姬姓部落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进化。从家庭婚姻起源角度看,这个故事反映的以下历史事实:姜,羊女也。姜姓部落应是一个羊图腾部落。这个部落当时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女子有自已择偶的权利。所谓姜原履大人迹,是说当时青年男女集会,两情相悦时,男子便把女子带到丛林之中,男子在前面走,女子步其足迹随之,至林中,两相欢爱,有孕生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随其母居,为母亲氏族后裔。男子足大,是为大足迹,女子足小,是为小足迹,小足迹步于大足迹之中,是为姬字产生之源,也是姬姓之起源。至近世,西南地区有的少数民族尚有“三月三”节日男女自由恋爱择偶,次年再相聚时如果女子已经生子,则带回自己的家中,共同生活的习俗。可见姜原履大人迹的传说不是单纯的神话,而且也是人们对于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习俗的记忆。
传说演变,周王朝建立后,在其自已对祖先的颂歌《诗·大雅·生民》中把大人迹说成了上帝的足迹,再后转化为帝喾的足迹,最后才有以上元妃、元子之说。
这个故事同时也反映了姬姓部落原是姜姓部落的一支。可能当时这个部落已到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男性的地位开始确立,乃由姜姓部落中派生出一个姬姓分支,所以说“别姓姬氏”。这两个部落世代通婚,在周人对殷商的战争中姜姓部落始终是其最可靠最紧密的盟军,根源即在于此。
其实,上述所谓帝喾四妃四子的时代并不同时。上引《逸周书》黄帝与蚩尤之战,可能是古史传说时代较早的一次部落战争。其时少昊部落就已经存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少昊之族的产生,早于颛顼时代,当然也要早于帝喾时代。少昊挚的时代更要早于尧舜时代。据《史记》商人的世系自契至汤十四世。夏人的世系,自禹至桀十七王,十四世,古者三十年为一世,平均起来大约是差不多的,十四世约合四百余年。据后人推算夏代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约四百余年,是相符的。商人与夏人世系略同,说明契与禹启的时代相近。据《竹书纪年》商人先祖冥和该都在夏代前期。但商人自汤至纣三十王,十六世,约合五百年。据近人推算,商代自前十六世纪至前十一世纪,约五百多年,也是相符的。这样自契至纣大约一千年。《国语·周语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世而文王始平之。”《史记》记载周人的世系自稷至姬昌也是十五王,十五世。相比之下,只相当商人自契至纣共三十世的一半。如果周人的世系是准确的,则稷根本不可能和尧、契同时代,而是要比尧、契的时代晚很多。《史记正义》已怀疑周人世系的年数,说:“《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尽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 所以说稷与尧、契同父是不可能的。
又按周人自稷至姬昌十五王,十五世,与商人自汤至纣的十六世大体相当。就是说,周人的世系最早只能上溯到夏末商初。其实,此事前人也早已讨论过。《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积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说:“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都说稷的儿子不窋生活在夏末。《索隐》说:“《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而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稷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按《国语》、《史记》所说,不窋时在夏末,近是。客观地讲,后稷的时代不可确指,后稷至不窋之间可能“失其代数”,但更可能的是其间根本就没有代数。所谓没有代数,我们以为符合历史事实的可能也有两种:一是周弃的时代较晚,就是说姜姓部落派生出姬姓部落时间较晚,约在夏代后期;另一种可能就是周人虽然有姜原生弃的从母系转向父系的传说,时代不可确考,而弃与不窋之间原本没有世系的记载,是后人拼凑在一起的。《左传》昭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礼记·祭义》也说:“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一说“商以来”,一说“夏之衰”,弃为后稷是当在夏末商初。但《国语·鲁语下》展禽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杜注:“柱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所以最初的后稷并不是弃。从上引诸说之成书年代和可信程度看,《左传》、《礼记》周弃自夏末商初才以后稷名义享祀当是最原始的说法。《国语·鲁语》所说“夏之兴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夏之兴也”可能是“夏之衰也”之误;另一种可能就是展禽有意把时代提前到夏初。《国语·周语》祭公谋父所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则进一步把时代提前至虞、夏。而且一句“世后稷”把周弃的生命和时代延长了数百年。由此也可证实《尧典》所说舜封弃为后稷,当也是周人(也可能是孔子或儒家门人)篡改或掺入的。可见姜嫄为帝喾元妃说也好,后稷为上帝元子说也好,都是周族后裔为了证明周王朝统治的正统性以巩固其统治权力而人为编造出来的。只有姜嫄履大人迹故事才是真正原始的传说。
“帝何竺之”句,旧说一作笃。王逸说:“笃,厚也。”笃爱厚待的意思。又,清蒋骥说:“按古竺、笃、毒三字通用。……此文竺、笃皆宜从毒解。言稷为元子,帝当爱之,何为而毒苦之。”胡文英说:“毒之,谓不肯收育而弃之也。”虽然二说皆可通,但就问义来说,爱子乃是天性,更何况是“元子”,何来疑问。所以,从周弃生而被遗弃的故事看,似以后一说训毒见长。此问之义是:既然说稷是上帝的元子,上帝为什么还会毒害他呢?所以此二句似宜理解为屈子对战国时期形成的“稷为元子”说(包括姜嫄为帝喾“元妃”说)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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