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并非主张“性善”(1)学毕业论文(2)

　　孟子从“人性”为善端，“性”为恶源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出扩充善端、抑制恶源的道德修养原则。所谓“存其心、养其性”（《尽心上》）、“养其大者”（《告子上》）、“养浩然之气”（《公孙丑上》）等都属于“扩充善端”的内容。由于“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扩充善端”全靠“心”的活动（“思”），因而他把这方面的道德修养称之为“动心”。

　　所谓“寡欲”（《尽心下》）、“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告子上》）等都可归入抑制恶源（即“性”）方面。故这方面的道德修养被孟子概括为“忍性”。所谓“动心忍性”就是孟子关于道德修养的总原则。孟子、视舜、傅说、胶鬲等古圣贤为人之楷模，从考察他们的经历中引出道德修养的原则本是十分自然的事。如果将“动心忍性”解释为“动警其心、坚忍其性”，或“震动他的心意、坚韧他的情性”（《孟子译注》第299页），则不仅与孟子“性”的意义格格不入，而且也不符合孟子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

三

　　孟子的人性论对已往的人性学说有些什么发展呢?让我们先看看他对当时流行的那些人性学说的评价：“今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离娄下》）自朱熹以来，多以“顺”释“利”，意思牵强，且与孟子的其他论述多所抵牾。笔者认为，这里的“利”就是与“义”相对的利益之“利”。崇义贬利历来是儒家的传统，孔子曾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说，孟子则进一步提出：“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尽心上》）这里的“善”与“义”同义。在他们眼中，“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强盗”的区别唯在“义”（“善”）、“利”之间。孟子还认为，或为“君子”、“大人”，或为“强盗”、“小人”，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从其大体”还是“从其小体”。（《告子上》）“从其大体”就是依循“人性”，用仁义道德来约束自己；“从其小体”则是纵“性”妄为，一味追求口腹之欲的满足。

　　这样看来，“义”、“利”之别即可归结为依循人的道德属性（“人性”）还是听任人的自然属性的问题。以人的道德属性作为人性即“以义为本”，以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人性则是“以利为本”。前者（“以义为本”）是孟子人性论的主旨，后者（“以利为本”）则是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人性论的要点。这说明，当时的众多人性论者，对人和动物都是重视其同、无视其异，只见一般、漠视特殊。实际上，正是被人们所忽视的人的特殊性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才更接近人的本质。所以，孟子在承认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人异于禽兽的社会属性作为人性，表明人对自身的认识已经由非本质属性的层次趋向本质属性的水平。列宁指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的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哲学笔记》第90页）孟子提出的“性”和“人性”的范畴，正是人类在对自身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中的小阶段，它使人们能够把自身同自然界相区分，标志着人类对自身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自孟子之后，人们多以属于人的社会性的伦理道德作为人性，各种人性理论渐趋精细缜密。虽然孟子对人性的认识还有局限，也不可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但从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则不能不肯定孟子在人性理论上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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