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一篇古老的傩戏“剧本”学(2)
2014-08-14 01:40
导读：《尧典》中的四凶名叫共工、欢兜、三苗、鲧，而《左传》中的四凶被称为浑敦、穷奇、涛杌、饕餮，名称各异，《左传》杜预注认为浑敦即欢兜、穷奇即
《尧典》中的四凶名叫共工、欢兜、三苗、鲧，而《左传》中的四凶被称为浑敦、穷奇、涛杌、饕餮，名称各异，《左传》杜预注认为浑敦即欢兜、穷奇即共工、涛杌即鲧，而对三苗和饕餮的关系则悬而未决，因为两个名字无论是音韵还是语义都相差太远，难以牵合。《史记．五帝本纪》将《尧典》之“四罪”和《左传》之“流四凶族”两段文字兼收并存，表明司马迁鉴于两段记载中的四凶名号不同，而不敢骤断两者所述为一事，这体现了史学家多闻阙疑的职业习惯，但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较之杜预更进一步，认定三苗亦即饕餮。杜预和张守节的训诂虽不足为据，但《尚书》之“四罪”与《左传》之“流四凶族”皆为舜承尧禅后首举之义事，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件事，而《尧典》之四凶亦必《左传》之四凶。
正因两组“四凶”的名号相差太远，因此，《左传》的注者杜预必须对此进行解释疏通。其注云，浑敦，谓“欢兜，浑敦不开通之貌；”穷奇，“谓共工，其行穷其好奇；”涛杌，“谓鲧，涛杌顽凶无俦匹之貌；”饕餮，“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可见，杜预显然认为浑敦、穷奇、涛杌和饕餮四者并非专名，而只是四类恶德败行的通称，分别指糊涂、好奇、顽凶、贪婪四种罪恶。实际上，《左传》中太史克的话已经暗示了这一点，所谓“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天下之民谓之穷奇”云云，正谓这四个名称并非是四凶人或四凶族的专名，而只是“天下之民”对四凶的“恶谥”，也就是说，四种“罪名”，这就意味着，尧舜之时实际上并无四个名叫浑敦、穷奇、涛杌、饕餮的坏人或凶族，所谓舜“流四凶族”，不过是说把犯有四种罪过的坏蛋流放出去而已。《左传》称“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之徒为“浑敦”，实在与我们今天称不行善事、专作恶事的不法之徒为“浑蛋”并无区别，“浑蛋”与“浑敦”两个词在语源上是一脉相承的。
大学排名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尧典》“舜放四凶”的记载反映了一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刑事处罚事件：当权的舜把几个世代为恶的坏分子判罪流放。我们还是慢下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尧典》中有一句“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说的也是舜的事情，孔安国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穆穆，美也；四门，四方之门。舜流四凶族，四方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无凶人。”孔氏虽觉察到“四门穆穆”与“流四凶族”之间的联系，但其对“宾于四门”的解释却南辕北辙，把“宾”解释为“宾迎”亦即欢迎的意思，纯属望文生义。《左传》太史克在历述了舜流四凶的事迹后，接着引述《虞书》（即《尧典》）的这句话，说“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显然，太史克认为，“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正是“舜放四凶”的结果，“无凶人也”云云更表明正是因为把凶人（四凶）都赶走了，才有“四门穆穆”、天下太平。总之，《尧典》所谓“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与下文的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所指本为同一件事，《尧典》中两段文字前后悬隔，当是错简所至。
明乎此，则知“宾于四门”之“宾”非谓“宾迎”，而应读为“摈”，即摈弃、摈除之义。《庄子．达生》“宾于乡里，逐于州部。”“宾”与“逐”相对成文，故王夫之《庄子解》云：“宾同摈。”因此，所谓“宾于四门”就是在四门逐除之义，也就是说，舜是在王城的“四方城门”分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裔”的。
“四凶”、“四门”、“四裔”，这种形式上的完美对称实在是意味深长，正是这里泄露了“舜放四凶”的秘密。如果舜放四凶果真是史实，也就是说，果真是一次实际的刑事处罚行动，舜就大可不必这样讲究形式，非得从四个城门把四个凶人分别流放到四个远方不可，他蛮可以选一条最简捷的路线把四个坏蛋一古脑赶出去完事，形式主义非但于行动的实际目的无补，有时还往往会贻误大事。当一次行为不是单纯地追求实际效果，而是强调形式的完美无缺，必定是因为形式本身就有象征意义。追求实际目的的实现，还是强调行为的象征意味，这正是实际行动与仪式行为的区别所在。英国
人类学家埃德蒙．Ｒ．利奇把人类行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理性－技术行为”，此类行为有特殊的目的，以“纯机械”的方式产生可观察到的结果；第二类为“信息传达行为”，此类行为无实际的技术效果，而是以一定的符号系统传达一定的意义，人类的话语就是此类行为的典型；第三类为“巫术行为”，此类行为的手段并不能导致行为者所声称的效果，其目的是激发超的力量。实际上信息传达行为与巫术行为并无本质的区别，任何巫术都是一套具有象征意味的动作语言，巫术的表演活动往往传达了一定的知识、经验乃至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说巫术是人类最原始的叙事话语手段，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达行为。因此利奇接着说：“我个人认为第二类与第三类行为的区别是错觉或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把第二和第三类行为通称之为仪式。”３美国人类学家Ｇ．Ｃ．霍斯曼则强调了仪式形式的象征性，他说：“既然仪式行为的形式并不取决于要完成的实用结果的性质，那它就决定于别的因素，我们说，它是象征的。”４形式化的行为是意在象征的仪式行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所谓“舜放四凶”，仅仅是一场象征性的驱逐仪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