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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伤记忆看新时期女性写作学毕业论文

2014-08-17 01:04 縱觀新時期女性寫作，現象之一是：「她們」的寫作浮現了源於專制意識形態統治、男性中心文化和商品化時代的創傷記憶，並從寫心靈創傷開始，漸漸演化為對於軀體創傷的尖銳和自戀的書寫。當然，心靈與軀體不可分割，體現在文本中的心靈創傷與軀體創傷是相互伴隨的，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家的視角和側重有了變化。女性作家因雙重的創傷記憶(心靈創傷和軀體創傷)與雙重的解放意識（從集體解放出個體，從男權解放出女性），為新時期揮灑出一片女性寫作的絢爛風景。
　　一、心靈創傷
　　1、緣於「女國民」意識的心靈創傷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一次給中國女性以浮出歷史地表的機會以後，中國女性尋求自身解放的意識如同落在岩縫的樹種，頑強、堅韌卻又經受了太多的限制和不得已。新中國的成立給中國女性帶來了與男性在、經濟與地位上的平等，然而這種平等卻是以消除差異為代價的，尤其是消除性別差異。世界不可能沒有差異，於是這種無差異的權力秩序便成為一種專制性的力量，它在文革達到頂峰，給幾代人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創傷記憶。新時期文學以「傷痕」起步，不能不說是創傷記憶的結果。每當民族意識面臨重大主題：救亡或是建設，女性作為一個性別往往被置於主導意識形態的邊緣，這種邊緣位置使她們有可能保持一種對歷史文化、對權力秩序進行解剖和批評的立場，女性作家在掙脫了「社會解放我解放」的神話以後，因其特殊的性別意識，體現在文本中的創傷記憶，除了作為人的，還有作為女人的；在反思人性的同時，還有對女性自身的反思。
　　以諶容《人到中年》、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和張辛欣《我在哪兒錯過了你》為例，新時期女性文學一開始便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針對性，她們從女性受創傷最直接的地方入手，如女性角色人格的錯位、沒有愛情的兩性關係、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從屬地位等，開始關注女性自身的命運，並試圖尋找女性自我建立的真正途徑。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人到中年》（《收獲》1980年1期）描述了被文革耽誤的一代知識份子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壓下發生斷裂的現象，探討的是落實知識份子政策的社會問題，但在對官僚體制和社會流弊進行抨擊的同時，借著對女性擔負雙重角色人格的關注，反思了政治時代帶給知識女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受創傷的女人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載體。主人公陸文婷在倡導無性的社會價值觀的時代和環境中長大，為了事業捨棄了家庭和生活的許多樂趣和幸福，她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如果說作為為事業獻身的黨的好兒女，陸文婷身上純潔的女兒性這一精神性別被大大強化了的話，那麼在她美好的人性深處，被壓抑的來自的母性和妻性依然存在，並在心靈底部引發社會職責與家庭職責的衝突。當瀕於死亡和無意識的邊緣，這一部分被壓抑了的母性和妻性才浮現出來，成為她的主導意識。
　　張潔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前後創作風格變化之大，讓人驚詫。《愛是不能忘記的》（《北京文藝》1979年11期）是她較早的作品，也是新時期最早關注女性情愛問題的作品之一。主人公鍾雨生活在一個遺忘愛情的時代，情與欲無條件地服從於社會意識形態，但是壓制反而強化了愛的存在，並使之達到一種痴狂的狀態。作品對不能忘記的婚外戀情的肯定具有反叛舊秩序的勇氣，是對世俗無愛婚姻的宣戰，但如果對鍾雨這種物戀方式的純情加以深究的話，其所體現的創作主體自身的精神烙印也許更能說明一些甚麼。張潔1982年以前塑造的那些女性，幾乎都本能地反感「性」，過於注重精神而完全摒棄了物質，她一方面追求女性在各個領域的自主，另一方面卻在兩性情愛問題上沿用了舊觀念。張潔作品中的女性有「戀父」的傾向，很大一部分原因也許是緣於強大的政治烏托邦對整整幾代人精神的籠罩。政治理想、人生理想與精神之「父」合而為一，對黨和國家的愛、對偶像和領袖人物的愛與對精神導師的愛雜揉，幻化成一種無性的忘年交式的精神之戀。當時光轉變、世界改變，社會轉型帶來了種種意想不到的摧毀和滋生，於是張潔的這種固執和潔癖的理想也被迅速轟毀，並導致了精神裂變和文本中毒辣的調侃和挖苦的出現，因而這種理想也便成為一種創傷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