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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弹性——栖居于古典废墟的现代汉诗学

2014-08-26 03:05 许多评论者与者都认为，汉语诗歌在由古典诗向诗的演进之中，已然丧失了太多的诗意，甚至有些现代汉诗的创作者也有如许的意见，为此，他们痛心疾首，却又茫然无绪。在以文言为载体的古典诗歌的庞大阴影之下（甚至也有若干古代白话诗的阴影，这部分“白话诗”中的“白话”——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所引述的一些作品文本，已非今日“白话新诗”中的白话语言，它们看似同宗，都是白话亲属，然而它们之间尽是些隔膜，已无气质上的呼应），他们明显感受着“的焦虑”，他们无所措其手足，面对生龙活虎的现代汉语（当然，现代汉语至今，也可说非常杂乱无章，甚至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来看，作为诗歌载体，它似乎站不住阵脚。并且在整个近现代中它总是遭到外来语的强劲冲击，其间还有些人为因素的横行毁坏，例如十年“文革”。这个语言系统本身的尚在摸索与创建之中），却不知如何应对。学人不禁感慨，“现代汉语经诗人诗思的‘过滤’和无数次组合，最终展现出什么样的诗歌图景？从个人体验到将之表达为诗，这其间的过程是何其复杂呢！”[1]

然而，难道诗歌在通向现代的路途中，遭遇的只是荆棘，完成的只是毁损？纵使如此，这会不会是一条“光荣荆棘路”，由此导向一次文体的蝉蜕乃至升华呢？任何一次变革的结果都存在着无数种可能，如要对汉语新诗的可能性作一断语，在今日或许言之过早。

一

一般认为，诗歌的演变主要受几种因素的促动，一是诗歌文体的内在动力，随诗歌自身发展不断觉察新的可能性，并在实验之中逐步调整这种变化，并发掘更新的可能。一是外来刺激，对汉语诗歌而言，主要是域外文艺和思想的植入，如外来、外来舞蹈、外来诗歌与外来宗教在历史上的数次侵染。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对于古典诗歌，外来刺激主要表现为音乐形成的影响。[2] 楚辞与楚地巫乐甚有关联，汉乐府则由官家到民间采撷诗歌（有许多实际上是民歌民谣），因而“采诗夜诵”，舄而成集。此后， 由南朝诗而成初唐诗，由初唐诗歌而演为盛唐诗，至宋代词的兴起，元代戏曲的勃发，都与当时音乐的变化以及舞榭歌台的变化有关，诗歌跟随乐舞而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牵扯到诗歌的演唱性，因为古代的诗、词、曲在其各自文体萌发时期都具有可唱性，能够与乐谱合拍，在公共或私人的游乐场所进行表演，直至此种文体衰落而为新的体裁所替代，例如唐诗到了烂熟程度之后，发表场所与发表形式都已与早先有所差异，诗人写作诗歌的心态和目的渐渐趋于单纯的文字赏析，纯粹的文人诗歌逐渐泛滥，演唱的机会则大大降低，而此时更为适于演唱的词则处于萌芽阶段，待到宋词兴起之后，原先的诗体就与当时的音乐渐渐脱节了。也可以说，在发生学的意义上，音乐是诗歌的先导（当然，这并不是完全的），当某种诗歌形式不适于音乐之时，这种诗歌形式也就无可挽回地面临着衰落。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不无自负地指出，“……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来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我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3] 其实，明清两代诗歌的“无谓挣扎”也许倒正是由于此时的近体诗歌已经是脱开了音乐依傍的一种僵死文体，如离水之鱼，哪里还有鲜活的希望呢。明清两代诗人争执不下的，也是他们紧抱住不放的，也许只是一种古艺术的快要腐朽的躯壳，而此种古艺术的魂灵已经离他们远去。诗歌到了此时，也许必须改换面目才可了。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以至于人类任何一种文化遗存，都要必然地经历几个演变阶段，即滥觞期，发展期，成熟期，回落期，以至于衰亡期。古典诗歌作为失去了光采和灵魂的躯壳，也许正是行将衰亡了。

二

对于五四时期以来的现代汉诗，外来的刺激则主要表现于外国诗歌的移译。而音乐性，则先天地与新诗失去了联系，现在一般认为新诗丢失了可演唱性是一大损失，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新诗就完全丧失了格律。音乐性与格律，这并不是可以完全混同的两个概念。在现代艺术观念中，有时它们甚至分属于两个范畴。就八十多年的新诗发展史来看，新诗的格律，愈来愈趋向于“内在化”，它自有它所独有的“格律”。这并不一定是对古典诗歌的完全承袭，反倒有可能是对古典诗歌在表现形式上的扩充与发展。从整个中国文学演变的“大历史”来看，这是对汉语诗歌空间的又一次拓展，也许这才是汉语诗歌在现代的新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