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2)
2014-09-18 01:29
导读：是的，当年的宝塔山下、黄河之滨，云集的是像李慎之这样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是那一代士大夫中的热血精英。他们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来，充
是的，当年的宝塔山下、黄河之滨，云集的是像李慎之这样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是那一代士大夫中的热血精英。他们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来，充满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烈士情怀。李慎之将这些共产党人称为“老派共产党员” 。好一个老派！老派共产党员，就是中共党内的理想主义者，以弘道为己任的二十世纪士大夫。
新派共产党员，为利禄而投党，党只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工具；而老派共产党员，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着，难以为后人所理喻。那是用青春的热血和一生的苦恋所凝聚起来的情感，是容不得任何人去亵渎和颠覆的。削肉还母，剔骨还父，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没有这样的刻骨铭心，也就没有晚年的李慎之。
二，历史理想主义
对李慎之心灵打击最大的，莫过于“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理想主义被扭曲了，革命的乌托邦扮演了吃人的角色。这批“老派共产党员”依然没有躲过历史上士大夫的传统悲剧：以道而抗势，因忠而得咎。痛定思痛，晚年的李慎之追随顾准的身影，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从革命乌托邦走向自由主义。
不过，他难道真的从此告别了理想主义，成为休谟那样的冷冰冰的经验主义者？
我反复比较阅读顾准和李慎之，发现顾准晚年之决断，他上的冷峻，令他壮士断臂，在革命之后毅然与理想主义告别。顾准是冰，但李慎之是火。火的燃烧离不开激情的燃料，而激情假如没有理想的信念在前面召唤，又能维持几时呢？当顾准将理想主义也归结为经验主义的时候，李慎之却认为：“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李慎之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不再是革命的乌托邦，而是他晚年发现的新真理之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于李慎之来说，为什么无法放在经验主义的演化程序之中，而要将它宣布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新世界？张灏在中国革命思想的百年道路时，提到在近代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思想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历史理想主义”心态：“它的最大特色是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理想的未来做有目的性的发展。在这发展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关头。因此在这发展史观的核心有一特殊的危机意识。----在这种心态笼罩之下，当时知识分子的关怀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观的现实走向理想的未来”。
李慎之对自由主义追求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历史理想主义的心态。从年青的时候起，他所接受和理解的时间观是以历史进化论为标志的单向之流：“人类对时间的观念迄今为止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流”， 这种时间观虽然与基督教传统有关，但基本是“现代“的产物。启蒙运动所塑造的历史进步观念，相信历史的发展是有目的的，是一个朝着符合人类理性的理想方向发展的一元单线进步的过程。按照李慎之最喜欢引用的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就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说，过去李慎之将革命乌托邦看作是历史的终极目的话，那么，经过痛苦的反思，晚年的李慎之重新发现了理想之光。在他看来，近二三百年的世界历史证明了，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全球价值。 他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解释为一部志士仁人追求主流思想――自由主义理想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是对革命乌托邦的历史否定，但二者同时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在其背后却有着共同的历史预设：即启蒙运动对历史的目的论式的理解相信历史自有其客观和终极目标，人们所应做的，只是在万千迷途中发现这条通向彼岸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这一点，恰恰与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欣赏的英国经验主义历史观明显地自我矛盾。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它的后设立场被重新定义，被放在一个目的论的一元单线历史观中重新解释，因此也获得了某种与革命乌托邦同构的历史理想主义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