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国度：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学(4)
2014-09-21 01:39
导读：刊登这篇“给皇帝的劝告”，表面上只是赞扬中国 哲学 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而实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
刊登这篇“给皇帝的劝告”，表面上只是赞扬中国
哲学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而实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所谓“开明政治”的许诺是“始锐而不克其终”。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1867年，女皇声称要修改17世纪编的法典，给全国公民以平等、自由和。她召集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尚未真正开始工作就被解散。因此，文中的这段话：“假如你的主意还未打定，而且意志也不够坚强，那你就可以知道，不但你不要改革政府，恐怕连改革你自己都很困难。”其针对性就很强了。诺维科夫还在译文后面加上了似褒实贬的文字：“看到我们伟大女王的严明政府，她对臣民的关怀，以及她忠心为国的辛劳；再看到她建立了良好的风俗传统，并且把科学和艺术介绍到国内；她所选择的从政人员，都是忠心体国之士。事实上，只要我们见到她这些伟大不朽的功绩，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这么说：假如这本书的原中国著者，能够活到今天的话，他一定不会再写这本书来回答他君主的一些；他会要求自己，跟随伟大的叶卡捷琳娜，亦步亦趋地步入不朽之域。这样的讽刺文字当然会激起女皇的强烈不满，《雄蜂》杂志被迫停刊。?
同年7月，诺维科夫又创办了刊物《空谈家》。在这份刊物的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汗雍正皇帝给儿子的遗嘱》一文。文章的是雍正对他的继承者该如何治理国家的告诫，主要涉及勤政为民和惩恶扬善的一些原则，诸如“勤求治理，扶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勿为奸诈谄媚之徒所欺，勿信邪恶之言，为人君者修德，国家自得安康太平”等。这样的原则自然不错，在如此“开明、仁慈”的皇帝的治理下的国家岂不就是18世纪启蒙作家所盼望的理想王国吗？诺维科夫当然要为之张扬。与此相对照，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就太令人失望了：“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段文字出现在刊载《雍正皇帝传子遗诏》的同一
期刊物上。中国皇帝的上述训诫之词对于俄国的女皇来说不是也很管用吗？这当然大大刺激了叶卡捷林娜二世，而更令她气愤的是编者刊登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暗示她交权的用意。此前叶卡捷琳娜曾声称她将在儿子16岁时将权传子，而1770年她的儿子巴维尔正好满16岁。诺维科夫如此的越轨之举，使得他的杂志只能再次以停刊而告终。后来，心犹不甘的叶卡捷琳娜居然自己写了一篇以教子有方的中国皇帝为主人公的作品《费维王子的故事》（1783）以自诩，并有御用文人在一篇诗体书信中吹捧她是“坐在北国的宝座上的孔夫子”。当然，桀骜不驯的诺维科夫到头来还是被女皇投入了监狱。?中国的孔夫子在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圣人和哲人的形象。有关他的生平传说，人们已耳熟能详。不少作家同样对孔子颇有兴趣。1779年，著名作家冯维辛（1744—1792）根据法文翻译了儒家经典《大学》，译文刊载在《学术新闻》杂志上。前文提到的宋代哲学家程颐就是一个对《大学》格外感兴趣的学者，他与其兄一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改编后独立成篇。朱熹后又再作加工，分成“经”、“传”两部分，并认为“经”是由曾参记录下来的孔子的述作。因此，冯维辛的翻译可以说是将孔子的思想首次译介到了俄国。冯维辛选中《大学》进行介绍，看来也非随意而为。《大学》着重阐述的是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强调当权者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明德”、“修身”；同时也不能贪财，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对于这一切，作为俄国启蒙运动的领袖的冯维辛是颇为赞赏的。他写于稍后的文章《论国家大法之必要》是18世纪俄国最有代表性的政论文，其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与之相通的。他所译的《大学》在正式出版时曾遭检查机关删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