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儒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毛序》传承的逻辑轨(3)
2014-09-26 01:00
导读：《诗序》是汉儒所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根源却是先秦儒家。我们知道，孔子是在西周时期具有仪式性、政治性的用诗传统以及春秋时期“赋诗言志
《诗序》是汉儒所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根源却是先秦儒家。我们知道，孔子是在西周时期具有仪式性、政治性的用诗传统以及春秋时期“赋诗言志”这种对诗歌的独特使用的基础上对诗进行言说的。他的言说可以说概括了诗歌自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五百多年间所发挥之各项功能。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兴、观、群、怨”等关于诗歌功能的论述中。基于这样的解释立场，孔子说诗就严格地恪守着政治和伦理道德的价值评判与价值赋予的原则。孔子对具体诗篇意旨的看法在《论语》中有不多的记载。《学而》有云：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看孔子的意思，是赞扬子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故子贡引的那两句诗肯定与“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君子人格有密切的关联。但是仅这两句诗是看不出这种关联的，所以必须联系整首诗的语境来看才行。这两句诗出于《卫风·淇澳》。其第一节是这样的：“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暄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看诗的字面义，无疑是赞美一位有文采而又品德高尚的君子的。《诗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如此看来，孔子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与《诗序》的“以礼自防”是相通的。对于这首诗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汉儒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关雎》，《论语·八佾》说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诗序》说：“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这里明显是在套用孔子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汉儒说诗是严格遵守孔子说诗的基本原则的。这至少可以说明汉儒的说诗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有自己自觉恪守的标准的。但是《论语》所载关于具体《诗经》作品的论述实在太少，而《左传》、《国语》等书所记载的孔子引诗又不可信从，所以从孔子到汉儒的说诗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实难索解。然而近年来的考古成就却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的《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一书有关文章将竹书中大量关于《诗经》作品的论述定名为《孔子诗论》，并确定竹书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中叶，这就为我们考察孔子对具体《诗经》作品的解释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从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整理出的释文看，《孔子诗论》涉及《诗经》具体作品的论述有五十余条，其言说方式与《诗序》接近，都是用简洁的语句概括诗旨。据此江林昌在《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一文中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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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竹简《诗论》的基本观点大多为《毛诗》序所继承，竹简《诗论》很可能是学术史上所传说的子夏《诗》序，是所知的《毛诗》序的最早祖本；其二、《毛诗》序很可能传自子夏，汉魏学者学者如陆玑、徐整所说的《诗》序的承传由子夏而李克、而荀子、而毛公的几代人的师徒世系是有根据的，《毛诗》序的初创权应归于子夏，而荀子、毛亨、毛苌等人则作了润色加工，甚至于编排调整的的工作；其三、所谓“卫宏受学于谢曼卿作大小《诗》序”、“国史作《诗》序”、“村野妄人作《诗》序”、“诗人自作《诗》序”等等不同说法，均因竹简子夏《诗论》的出现而失去了依据。鉴于以上认识，我们建议将竹简《诗论》改称为“竹简子夏《诗序》”[v]。
这几条结论大体上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这篇《诗论》可能是子夏根据孔子的讲授整理成文的，所以称为《孔子诗论》亦无不可。但是如果据此而否定卫宏作《诗序》，则有失武断，因为现存《毛诗序》与《孔子诗论》的区别依然很大，换言之，汉儒在先秦诗学的基础上依然作了许多工作。下面我们就根据《诗论》所言，再参照孟子、荀子说诗、引诗来考察一下汉儒的《诗序》究竟做了哪些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