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儒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毛序》传承的逻辑轨(6)
2014-09-26 01:00
导读：关于《关雎》 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刘向《列女传》）（鲁诗） 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惑之。（《春秋说题词》，《太平御览·
关于《关雎》
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刘向《列女传》）（鲁诗）
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惑之。（《春秋说题词》，《太平御览·学部三引》）（齐诗）
《关雎》，后妃之德也，……（《毛诗序》）（毛诗）
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后汉书·明帝纪》）（韩诗）
关于《葛覃》
《葛覃》恐其失时。（蔡邕《协和婚赋》）（鲁诗）
《葛覃》，大夫妻归宁。（何休《公羊传解诂》）（齐诗）
《葛覃》，后妃之本也。（《毛诗序》）（毛诗）
关于《黍离》
卫宣公子寿悯其兄伋而作。（《新序·节士篇》）（鲁诗）
《黍离》，伯封作也。（《王氏诗考》引）（韩诗）
《黍离》，悯宗周也。（《毛诗序》）（毛诗）伋
从这简单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四家诗”在说诗的基本价值指向上是完全一致的：都遵循了先秦儒家的既定思路，从道德的和政治的角度看待《诗经》作品的意旨。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各自对诗歌具体指涉的人和事的认定有所不同。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汉儒说诗虽然是出于同一个解释系统，却又都不肯严格按照师承说诗，都不约而同地来了个“别子为宗”。这才会导致同源而异流的现象出现。否则他们怎么能够开宗立派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批评者对《诗序》的指责就有其意义了。清人崔述云：
世儒皆谓《诗序》近古，其说必有所传。十二国之中，称为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无疑也。虽然，余细核之矣。《邶》、《鄘》、《卫》三十九篇，直指为某君者十有七。《王风》十篇，直指为某王者五。《郑风》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齐》则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陈》则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与君无涉则已耳，苟事涉于其君，不举其谥则称其名与字，徒称君者百不三、四焉。可谓言之凿凿也。而独《魏风》七篇、《桧风》四篇，则无一篇直指为某君者。此何以说焉？既果真有所传，何以此二国独不知其为某公？况桧亡于鲁惠之世，魏亡于鲁闵之世，且在齐哀、陈幽烛后二百年，何以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反皆不知之乎？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事，皆载于《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撰为某君者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明矣[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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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东壁这段话可以说是痛快淋漓，非常有力地指出了汉儒说诗的普遍问题。附会史实恰恰是《诗序》，包括齐、鲁、韩三家《诗序》说诗的共同特征。我们知道，有些诗的创作原因在某些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例如，《卫风·硕人》，《左传》隐公三年明确记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如《秦风·黄鸟》，《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再如《大雅·抑》，《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犹箴警于国,……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按“懿”即“抑”也。）此类史籍上明言作诗之旨的作品当然是便于解释的，但是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在《诗经》中只是个别情况而已。那么多无从找到根据的作品如何解释呢？就只好附会史书了。
那么这种附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荀子那里这种附会还没有发生。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从荀子的引诗中看出来。我们可以试举几例如下：
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贤以綦之；若不可，废不能以单之。綦三年而百姓从风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曰：“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卑民不迷。”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宥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