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学毕业论文(3)
2014-10-14 01:09
导读：三 诱因、集体行动和惨剧 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并没有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这带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为甚么有些地方比别的地方更热衷于推行这种贻祸无
三 诱因、集体行动和惨剧
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并没有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这带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为甚么有些地方比别的地方更热衷于推行这种贻祸无穷的制度？是甚么政治诱因促使有些地方实行别的地方没有实行的公共食堂和其它大跃进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大跃进期间政治制度的特质。大多数中国政治的专家都会同意，党国政治是革命后中国政权最显著的特色，而毛泽东在塑造共产党的形态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因此成为党国层级顶峰的领导人。在权力高层，共产党或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层级下方是无数省和地方的党政官僚，以及工厂和的积极份子。在这样一个层级内，从政者想步步高升或趋吉避凶就只有紧跟领导人的意旨，并要比竞争对手表现得更出色。连串政治运动把这套规则牢牢印在人们的脑袋中。
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十年，毛泽东密切参与制订农业政策。每当毛的政策倾向在制度中有迹可寻，欲在仕途扶摇直上者无不揣摩毛的意图执行之，更往往把政策极端化以讨好毛。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不仅异常严厉地压制异见，而且清晰地告诉人们，追随毛的意旨大有利于其政治前途。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平等理想的执着，为大多数干部提供了行动的指引。因此，无怪乎当毛偏好更大的农村集体时，下层便一呼百诺。各地争相突出政治积极性，而公共食堂和粮食供给制就是很多地方热衷推行的制度「革新」，以表示他们拥护农业激进主义，以及最重要的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1958-1959 年冬天，灾难初见端倪，一些地方出现了饥馑。此时人们对公共食堂的热情也减退了，有些地方受 1 959 年春毛泽东自己的调整措施，甚至关闭了食堂。但是， 1959 年年中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出人意料的冲突，使调整的大势顿时逆转。来势汹汹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意在撵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心存疑虑的大大小小的彭德怀。中央号召继续跃进，全国干部无不看风转舵以表示他们的忠诚和积极。如戈尔茨坦（ Avery Goldstein) 指出：「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对那些曾质疑大跃进，或参与 1959 年初的温和整顿的人来说，是鼓足干劲热烈支持恢复跃进，以消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因为公共食堂被视为人民公社的精髓，全国地方干部争先恐后在公社新办或重开食堂。 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 3,919,000 个，约四亿人在食堂吃饭，占公社总人数的 72.6% ，即每一食堂供应稍多于一千人的伙食。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如上所述，毛泽东位处中国层级制度的顶峰，在此制度中，干部的政治诱因是致使人民公社化运动激进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 1958 年秋及 1959 年办公共食堂和施行粮食供给制。在探讨各地参与公共食堂的差异之前，值得花点笔墨谈一下争相激进化的政治，这可能加剧上一节提到的集体行动问题。
集体行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团体大小具有关键的影响。假设同是实行供给制，人数少的公社比人数多的更可能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和减缓过度消耗。如果地方干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过度消耗、避免造成共有地的悲剧，那么他们应该做的是缩减食堂规模。但当时各地竞相办大型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取悦毛泽东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只是幻想），在这种环境下权衡政治得失，他们是不会选择缩减食堂规模的。
也有学者指出团体规范和规则对于节制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而意识形态有时被视为降低执行成本的有效。然而在大跃进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鼓励粮食和其它必需品按需分配，由此助长了消耗，并使集体行动的问题更形严重。同样地，订立规范和规则让人们依循，可以纾缓他们的苦困，在太平岁月里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干部面对强大政治诱因的情况下则难以出现。干部如果想订立规则，就必须公布缺粮的事实或发出行将断粮的警告，这在其它人竞相夸大粮食产量的情况下，无疑是政治自杀。更糟的是，国家根据夸张失实的粮食产量报告提高粮食征购，更令饥馑发生时难以从外地输入粮食赈灾。简言之，政治诱因不但触发了办大型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比赛，令食堂内的集体行动问题更趋严重，而且使受灾地区更难取得外地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