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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学毕业论文

2014-10-14 01:09 一　导　论

1958-1961 年的大跃进饥荒，是人类上一场人命损失最惨重的灾难。这场灾难源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当时中国官方把 1959-1961 年的灾难说成是三年灾害，但近年来这种论调渐不复闻。现在，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这场饥荒是中国遭逢的最惨烈的悲剧之一。

修正主义史观否定官方称饥荒是天灾的谎言，而将之归咎毛泽东，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有其不妥当之处。毛泽东和他位居中国党政高层的同僚无疑要为饥荒负上最大责任，不过，无庸置疑，毛泽东、周恩来和其它中国领导人并非蓄意引起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性命。毛泽东和乌克兰饥荒时期的斯大林不同，他没有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百姓饿死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单单指摘毛泽东会阻碍我们反思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这是因为大跃进是多面相的事件，必须以多重视野、从不同层面来反思，这点作者曾于另文提出。

跟近年学者的不同，本文焦点在于饥荒对政治形势的，以及其对农村制度转变的长期影响。许多中外著作都把重点集中于高层政治斗争，特别是围绕 1959 年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庐山会议，但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导致中国各省之间饥荒严重程度各异的深层结构动态。在此中，我单独举出公共食堂来讨论，因为它不但是引起并加剧饥馑的重要制度，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大跃进激进主义的显著代表。我借助各省数据深入探讨参与公共食堂的模式，并指出这些模式反映了在高度压制、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中，一种我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 ）。除此以外，本文亦会探讨这场缘于政治的饥荒对农民和干部态度倾向的冲击，以及对其后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场改革促成了后毛公社的解体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二　公共食堂、共有地的悲剧和饥荒

1957 年末，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推行大跃进运动，扬言要超英赶美。在农村政策方面，毛泽东依旧偏爱大规模农村组织单位。表面看来，这种制度转变背后所依据的是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虽然毛泽东没有使用这个字眼）的逻辑。一方面，大型农村机构能更有效动员农民和承担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其它工程；另一方面，是藉此制度转变在成员众多的单位中推行平均主义。

人民公社在 1958 年出现，是响应毛泽东呼吁制度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组织。它在 1958 年年中首次出现时有个不甚高明的名字──大社，到了 8 月初毛泽东赞成以人民公社为名后，全国公社数目激增。 1958 年 10 月底，大多数省份都宣称已完成向人民公社的过渡。中国农村办了 26,500 个大型公社，有 99.1% 的农户参与，每一公社平均有 4,756 户。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是废除私有产权。土地、耕畜和农具统统收归集体，公社成员集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许多地方取消了合作化初期的评工记分制，代之以社员均分收成。如刘民权所说的：「一时间，大约 60-70 % ，某些地方高达 80% 的集体收入是按需分配。」加上农户不能退社，大大损害农民参加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公共食堂体现了公社的精神和生活，是大跃进狂热的缩影。当局鼓励社员到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在家举炊。 19 58 年秋，超过 265 万个公共食堂投入运作。 1958 年 10 月，估计有 70-90% 的农村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饭。到了 1959 年末，仍有接近 72.6% 的农民在食堂吃饭。然而，要强调一点，中央领导没有指示各地必须办公共食堂。事实上，中国土地辽阔，地理情况千差万别，中国领导层有见于此，一般在中央文件中指出，地方领导应当按照地方情况调整中央指示。因此，地方当局是有一定自主空间的，不过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敢于拂逆大潮流就要抗衡极大的政治压力。无论如何，各地公共食堂推行的情况差异相当大。办食堂也不等于一定会引起饥馑和导致民众饿死。事实上，要是公共食堂在粮荒时期能采取适当措施，强制社员均分有限的粮食，就可以减低爆发大饥荒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