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学毕业论文(4)
2014-10-14 01:09
导读：四 地区差异与省领导层的差异 虽然办公共食堂是上大势所趋，但它在 1959 年末以前并不是由中央明令实施的。地方领导要是敢不屈服于政治压力，还是可
四 地区差异与省领导层的差异
虽然办公共食堂是上大势所趋，但它在 1959 年末以前并不是由中央明令实施的。地方领导要是敢不屈服于政治压力，还是可以不必办食堂的。以公共食堂参与率的差别来判定各省政治激进度的高低，可让我们详尽探讨前文陈述的政治逻辑。我们对公共食堂参与率的界定，是一省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的百分率。 1959 年年底有数字可依，比率差异不等，超过 90% 的有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安徽；低于 50% 的则有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青海、山东、甘肃。我们从取样中排除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原因是它们高度都市化而且得到特别照顾。以上文的政治诱因说来推论，一省领导层的差异对该省的政治激进度有很大。除此以外，一省激进主义的模式也应该和水平高低，以及所谓的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密切相关。
对大跃进这段动荡稍有认识的读者，很快就看得出公共食堂参与率最高的七个省，要不受到当时四个最狂热的地方领导人的影响，要不刚经历政治清洗。湖南属于后者（清洗），前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在庐山会议期间支持彭德怀而被撤职。因此，以张平化（ 1959 年 9 月上任）为首的新省领导层受到压力，急于显示他们对激进政策的政治热情。到了 1959 年 9 月 30 日，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订立整社计划，提出开展「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整社计划下，饥肠辘辘的农民白天劳动，晚上还得参加整议。党中央赞扬湖南的计划，呼吁各省仿行。
其余六省则是受到当年四个狂热地方领导人的影响。掌管上海的是大跃进的头号钻营之辈──柯庆施，他是最着力提倡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人。在安徽和河南，曾希圣和吴芝圃两人热烈支持大跃进，他们压制那些对公社存疑的人。那些把劳动力和生产责任分到各户的人，遭到吴芝圃报复。耿起昌和王慧智这些下级干部，因为曾推动改善农民积极性的政策，而在全省各地举行的会议上被猛烈抨击为右倾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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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在西南地区毗邻接壤。曾在 1959 年春封锁中央调整政策消息的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庐山会议冲突后，李井泉更着力推行大跃进式政策，他也大力从四川把粮食上缴中央（单在 1960 年就外调 250 万吨）。当其它省份把生产小队作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时，四川领导层则坚持生产大队核算，并要求地方准备过渡到公社核算。甚至当中央下令恢复农民自留地时，四川领导层决定「不必再恢复自留地」。除此以外，当有些省开始废除公共食堂时，李井泉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坚持保留，因而令四川饥荒更加恶化。在此情况下，加上受到强大政治压力，云南和贵州领导人竭力赶上四川。比如在大跃进初期，贵州省领导层本来是以审慎保守的态度看待激进政策的，但庐山会议后，贵州领导层或许为了弥补之前不够积极而致力大办公共食堂。 1960 年 2 月 24 日，贵州省委一份报告决定办更大的食堂（至少扩大一倍），并取消自留地，将之转交给食堂。后一项措施有效地断绝了农民私有口粮的来源，迫使他们参加公共食堂。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显然很喜欢贵州的计划，敦促全国学贵州。
五 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大跃进期间弥漫着一股理想世界降临的气氛，加上趋炎附势式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对
行政管理的影响，使我们提出两个假设。第一，有见于当时理想世界降临的气氛，我们假设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为着赶超开发度高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政策（如公共食堂）。假设一：一省对办公共食堂的热心程度跟该省的经济水平呈反比。第二，根据戈尔茨坦所说的高压政治结构和趋炎附势式政治心态对行政的影响，我们假设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的现象，这种现象最终会使下级官僚争相以「比革命导师更革命」的姿态向中央表忠输诚。因此，在渴望加官晋爵的下级官员中，那些快将入党的人比那些已经入党、拥有良好政治资格的人更热切。推而论之，我们认为那些党员少的地区（以人均基础）比党员多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措施。这种情况更被另一事实加强，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时，那些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更可能由非本地人管治，这使得本地人更急于表现他们的忠诚和革命热情。因而，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一般比革命血统纯正的老根据地更可能趋于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