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学毕业论文(5)
2014-10-14 01:09
导读：假设二：一省的「激进度」和该省的党员密度呈反比。换言之，一省的党员密度越低，则该省更可能采取办公共食堂之类的激进计划。排除了西藏（因子据
假设二：一省的「激进度」和该省的党员密度呈反比。换言之，一省的党员密度越低，则该省更可能采取办公共食堂之类的激进计划。排除了西藏（因子据缺乏）和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心城市，我们以下列公式作估计：公共食堂参与率 = a a1log （党员密度） a2log （水平） e 。所得结果证实上述假设。调整后的 R2 （ 0.4109 ）显示结合两个变量解释了超过 41% 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差异。简言之，当共产党党员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公共食堂参与率则剧降。有趣的是，若细心观察数据分布，便会发现山西和河北这两个接近北京的省份偏离这种普遍模式，属于统计上的例外。我们若从样本中排除河北和山西，然后重新上述回归，那么调整后的 R2 显著上升至 0.67 。总括来说，统计证实了我们关于诱因公共食堂推行的假设。除此以外，它令我们更了解甚么类型的干部更易受政治动机左右。
我以相对饥荒严重程度作为上述论题的另一计算单位，一省的相对饥荒严重程度可以定义为饥荒前死亡率和大跃进时期最高死亡率的增幅的百分比。为尽量减少各年间波动对准确度的影响，我们以 1956-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作为跃进前死亡率的基准单位。因此，相对饥荒严重程度 = （ 1959 至 1961 年的最高死亡率－ 1956 至 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 1956 至 1958 年平均死亡率。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数据由最低山西的 18.33% 至最大安徽的 474.86% 不等。根据我关于趋炎附势式政治体制和经济水平的影响的假设，我们可以推断：（ 1 ）党员密度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呈反比；（ 2 ）饥荒前一省经济水平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也呈反比。以后一种情况来说，经济水平低的省更易发生饥馑。上，贫穷省份是可以靠别的地方接济纾困，但即使有这种接济，也不足以推翻以上假设，因为大跃进强调自力更生，因此，除了主要中心城市外，大多数省份必须独力应付饥荒。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我们计算的公式如下：相对饥荒严重程度 = a a1log （党员密度） a2log （经济水平） e 。
我们用相对饥荒严重程度来代替公共食堂参与率，然后再作统计分析，发现两个变量都呈负值，但只有党员密度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关系证明有统计意义。这一发现表示出大跃进饥荒是缘于政治而非天灾，即高层领导人首先推行拙劣的政策，在此情况下，潜藏在政治制度的政治诱因结构影响了推行公共食堂和其它激进政策的力度，导致各省饥荒灾情各异。
六 饥荒和改革
虽然我们要记取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同样重要的是检讨它对政治、和经济的深远影响。本文余下部分将指出，这场饥荒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公社最终瓦解的根本原因。 1960 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从饥荒中幡然醒悟。农民和基层干部亲尝盲目投入公社的恶果。要是说农民对大型农村组织萌生过甚么憧憬，这种憧憬也在大跃进中粉碎了，他们也因此质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政府施行的各种政策。大跃进时期的风云人物谭震林在视察河南时，就注意到民众对党的原则和政策有怀疑，认为后果堪虞。 1961 年 8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在受大跃进严重破坏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失去信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秘书胡乔木也在 1961 年 4 月向毛泽东提交报告，说：「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愈早解决愈好。」
面对中国农村这种凄风惨雨的境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渐渐调整农村政策，并着手缩减农村集体组织的规模。农民和地方干部趁着政治气氛稍宽松，悄悄推行单干，包产到户很快发展起来。 1961 年 8 月，中央农业工作部经调查后说，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个省、市和自治区都有发现。农民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土地还家」的措施很雀跃。在一些地方，集体生产中断，干部积弱，以致集体农业生产难以恢复。根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在 1962 年夏天，农户总数中有 30% 在各种名堂下搞了单干。尽管不久即被中共禁止，但农民仍然对挽救了他们性命的包产到户怀缅不已。事实上，在整个 60-70 年代，当年受饥荒打击越严重的省份，就越不愿意采取集体主义的农村政策和体制（如生产大队核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