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学毕(2)
2014-10-19 01:03
导读：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大多数人对国家、种族和家庭的态度都与周作人有所不同，但强调人的个性与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可以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大多数人对国家、种族和家庭的态度都与周作人有所不同，但强调人的个性与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李大钊认为，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是精神解放：“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友好、同情、爱慕的东西。”[9]又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10]“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1]李大钊关于“人”及其“个性”的观点既是在的层面上而言，但同时也具有理论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李大钊提倡个人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的意味，李大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人的个性的本质。在个人的属于国家、家庭的前提下、在人的个性遭到压抑的前提下，“修身”不仅不能解放个人，反而会使个性受到更大的压抑，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语境中，“修身”就是按照纲常名教泯灭自己的个性，它不过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代名词。所以他说：“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在欧洲，自我之解放，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故言之不觉其沉痛也。故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但另一方面，李大钊对个人主义的提倡也是在理论上而言的，他认为爱人比爱国更重要，认为“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12]，就具有抽象性，这和近代的个人主义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显示了李大钊对于“人”的新的理解。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建构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话语的过程中，鲁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就认识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物质繁荣其实只是其社会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根基则在人，具体地说，在于人的素质。中国要走向富强，其根本途径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即“立人”，而“立人”的重要方面是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所以，“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便何况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又具有中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痕迹和残留，即强调个人的工具性或者说国家的终极性。
但对于个人的内涵，鲁迅的观点明显有别于近代：“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又说：“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4]这里，鲁迅把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与西方现代的个人概念进行了区分，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在意义上与自私自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害人利己，而西方19世纪的个人则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即独立、自由、个性、知识和理性，从而从根本上表现出人的主体精神与创造精神。
五四时期，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则更趋现代化，在《随感录三十八》一文中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对于这两种“自大”，鲁迅的态度是鲜明的：“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15]可以看到，鲁迅五四时的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优先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于个人，个人的素质提高了，群体就强大了。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他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以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6]强调个人以及具体的个性、独立、自由、尊严等一直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部分。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个人主义具有较多西方个人主义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