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学毕业论(2)
2014-10-30 01:08
导读：作为表现科技启蒙意识的最早创作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堪称此类题材的代表。老残就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浓厚的醒民、
作为表现科技启蒙意识的最早创作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堪称此类题材的代表。老残就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浓厚的醒民、医世、救国意识。在那场沉船危机中，他试图送给船主的罗盘可视为民族改革的总方针和政策，纪限仪则象征着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统治，它能够使国家的航船在大风大浪中及时调整策略，以保证正确的方向。显然他采取的路径是以“科学强国”为核心的启蒙工程，叙述者对此是充满自信的。但与老残治黄成功的经验不同，他拯救危机的努力不但被拒绝，而且遭到追杀。这个细节反映出当时的启蒙运动每走一小步都十分艰难，假的启蒙者、广大的下层官吏及愚昧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道顽固不化的屏障。当时反对科技启蒙的保守派既可笑又振振有词:“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长此以往，“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郑观应曾追述此情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③刘鹗本人亦曾深受其害，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小说叙事。整部小说的思想境界与第一回虚拟的两个故事（“治黄”与“救船”）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与评判几乎完全吻合。其启蒙思想既带有很大程度的传统思想的印痕，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批判揭露清王朝上层阶级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现象，但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持否定的立场和悲观态度，比如把义和团比作“害马”，视革命党为“毒龙”，皆为“讲私利的”“恶人”。从整部作品来看，尽管囿于“中体西用”思维方式及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局限，影响了“时代进步性”，但它揭示出的社会文化现状与国民心理状态，所表现出的强烈启蒙意识都是真实而深刻的，而且它已超越了单纯科技意识的角度，上升至广泛的文明、文化的层面上，这恐怕是它较之有些激进革命派作品影响反而要深远得多的原因。由此也预示着同时期小说创作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的启蒙意识是同样强烈的。鲁迅曾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鳞角。知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④若联想到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鲁迅强调科学小说而非政治小说乃“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文学样式，不仅在当时十分富有针对性，且颇具超前性的眼光。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觉醒与文化启蒙的互动
晚清政治意识的觉醒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后以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为代表，但这只是进程实际的演变趋向，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这两种政治倾向则不具备如此鲜明的阶段性，而常常是共时性地纠缠在一起。在相当作家那里，甚至违反了这个进化的“”，即愈到后期愈坚持改良主张。因此，晚清小说一度表现出改良与革命之争的现象。不过，晚清启蒙文学的首倡之功应归于维新派文人。1902年，由梁启超主持的《新小说》在创刊前夕发文宣传该刊的条例，第一条就规定其宗旨为“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⑤这一政治启蒙意识在夏曾佑的《小说原理》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作者在讲述小说创作的形象性与典型性时，念念不忘的是它与读者接受的关系。他认为小说读者可分为两类，一是士大夫，一是妇女与粗人，而当前最需要的是写小说给后者看，寄希望于他们觉醒之后督促士大夫阶层的进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连政治启蒙的“新法子”都设计好了：“摹仿学堂里先生教学生的法子，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并且仿照世界各国普遍的教法，从初等小学堂，一层一层的上去，……等到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都是好官。二十年之后，天下还愁不太平吗？”由此可见，作家们将首要的启蒙对象定位于官场中人，而政治小说与谴责小说是作为官场教科书来写的。显然这里的启蒙意识侧重于政治启蒙，而政治启蒙中又将希望寄托于上层阶级的觉醒。这是初期政治小说的一大特点。不过由于当时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作家们并没有站在某种具体的政治路线上，因此一般不会成为某一具体集团的“工具”，其政治启蒙往往带有较为宽泛的政治文化意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主体意识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