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学毕业论(5)
2014-10-30 01:08
导读：《狮子吼》所展示的社会理想尽管已十分全面，但它既然以“种族革命”为核心，在文化改革、个性自由层面上也就不免流露出矛盾犹疑的一面。西方资产
《狮子吼》所展示的社会理想尽管已十分全面，但它既然以“种族革命”为核心，在文化改革、个性自由层面上也就不免流露出矛盾犹疑的一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与制度并不是为种族革命而建立的，在根本上它是人类自由精神进步的表征，当作者以“种族革命”为最终指归并以此作为价值尺度时，前者只能被削足适履。小说一方面表现出平等自由的理想，但又担心自由太过会毁及名誉，影响团体精神，所以实际上又往往是压抑个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卢梭精神。比如，民权村的女校规定：凡外人寄给学生的信，必先由监督阅过，然后才交给学生。一女生收到男子的求爱信被发现后，竟受到了严厉处罚。监督的道理是：“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这种曲解表明，革命派对自由精神的理解与追求并没有超出维新派的思想水平。
“狮子吼”、“警世钟”也为革命派创作的启蒙叙事确立了一种基本模式：以一个革命先驱者为中心迅速唤醒广大民众，从而掀起一股民族主义革命的浪潮。无名氏《痛定痛》中的慕新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小说以他在茶馆启发众人驱除异族的说教结构全篇。开始时，大家都处于蒙蔽状态，不知民族仇恨，经他详细解说和激发，最后众人“个个咬牙切齿，要想杀鞑子。于是人愈聚愈多，等到有机会，就要起革命军了。”一场慷慨陈词就令众人由鲁迅所说的那个“铁屋子”里清醒、走出来，并且群情激昂，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作家显然没有像五四人那样意识到启蒙对象拒绝启蒙的尴尬处境，将主人公写成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既表现出作家主体的启蒙自信心，也逼真地传达了革命派那种特有的急切的启蒙欲望与乐观情怀。由此也就导引出一个无暇顾及反封建的缺陷。在郑权的《瓜分惨祸预言记》中，主人公黄勃与其他留学生组织民众与洋人及清军浴血奋战，建立“兴华邦独立国”，并积聚力量准备全面光复。小说叙事始终浸染着强烈的排满、复仇情绪，“为国死呵！”“男儿为国死呵！”这类口号式呐喊充斥其中，并掩盖了对一系列启蒙问题的探讨。显然，它所宣扬的爱国主义与革命精神带有相当的狭隘成分。革命，不是去革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命，仅仅是反清王朝；爱国，而不是爱“人”。爱国主义一旦排斥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就会降低为复仇行为。如小说第七回写满人入关时杀得汉人血流成河，奸淫汉人妇女，如今的英雄志士们也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也同样奸淫满人妇女。这样的民族恐怖主义情绪确是过于浅薄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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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斗争、社会实践的角度看，革命派的道路较之维新派无疑体现了发展的进步潮流。但以启蒙文学思潮的角度观之，则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我们常说，历史不是直线上升的，它有前进有迂回，有上升有下降。但这种说法没有注意到，历史的上升或下降同样都不是单线式的，也就是说，它的上升中本就蕴含着下降的因素，它的下降中亦包含着上升的成分。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仍然是一种线性历史观的反映。我认为如果一味追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会造成历史本身复杂态势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必要的时候应该讲究历史与逻辑的适当分离。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启蒙文学高潮是由维新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革命派作家不过是迅速及时地利用了这一历史机缘，并以决绝的姿态与前者告别。于是，改良主义思想不但不再被视为进步的，而是反革命的。在这场改良、革命之争中，有些作品掩饰不住彼此之间的对立情绪，丑化影射乃至进行人身攻击的故事也不时出现。《大马扁》将康有为塑造成一个妄想“贵为天子”的野心家，将维新变法视为“天降妖魔，一时出现”。这样的描写甚至也出现于政治态度并不鲜明的创作中，《文明小史》将康有为也写成一个虚伪自私的人，影射梁启超写文章，废话连篇累牍，且善于抄袭他人文章。小说在抨击讽刺假维新人士的同时一并也将真维新给否定了。因此，与维新派作品相比，革命派创作在文化启蒙的层面甚至在政治启蒙的深层面反而要淡薄一些，因为作家兼革命者的叙述者一般将重心放在救亡图存的革命行动，对如何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政体则较少涉及。因之，有些作品常常呈显为“呐喊式”的启蒙文本，越来越远离了其“文明村”模式中所设计的整套方案，有的则完全异化为革命叙事，成为2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文学”叙事模式的预演。像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大马扁》等大都为配合辛亥革命而作，系为革命派的思想行动鸣锣开道的文本。1909年成立的南社虽然一度团结了思想文化界、教育界一大批活跃的人物，不过其政治性太强（实际上成为中国同盟会的宣传机构），再加上创作上主要是
诗歌，因此从启蒙思潮的角度来说贡献并不大。后来鲁迅在论述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时说，“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宫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⑥鲁迅的本意是提醒左翼作家切勿将“革命”简单化、浪漫化了，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作家在热烈“革命”的口号之下掩盖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苍白。这样的革命叙事到底含有多少启蒙叙事的成分，也就大大打了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