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学毕业论(4)
2014-10-30 01:08
导读：如果说上述作品讽刺维新立宪闹剧主要以揭露上层政治骗述为主，那么有些作家则将维新运动置于幕后，而完全以普通百姓为主人公，通过他们在窘迫琐碎
如果说上述作品讽刺维新立宪闹剧主要以揭露上层政治骗述为主，那么有些作家则将维新运动置于幕后，而完全以普通百姓为主人公，通过他们在窘迫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微细心态以反射时代的政治文化信息。这就使得作品的思想境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性的“谴责”与“讽刺”，而深入到政治事件背后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表现出较强的文化启蒙意识。吴趼人在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立宪的当年便发表《预备立宪》戳穿了这一骗局。小说借一烟鬼在政府下诏预备立宪之后的心理反应与所见所闻揭示了这场政治阴谋的“真谛”。而且，小说抨击的重点并非主人公的投机心理和丑恶面目，而是滋生投机者的政治温床。再如大陆《今年维新》的主人公——一位“穷得彻骨”的学究先生，平日最厌恶维新的事。但因年关将近，自家囊中羞涩，便“暂时借了他的名儿”宣布维新，以混过年去。如果说《今年维新》是维新时期普通百姓与乡野僻壤的真实写照，恽铁樵的《村老妪》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乡僻怪状。当时许多地方推行的所谓民主选举不过是人们投机钻营、拉帮结派的手段。阿二在选举时，一人“出而复入”，竟投了十三次票，为的是使三相当选，而自己可作三相许诺的巡士之职。有了这样恶劣的土壤，怎样的“怪现状”都会生长出来。觉迷的《不倒翁》以寥寥五百字塑造了一个专营政治投机而屡屡得手的官场“不倒翁”形象。读者从中不仅看到了此等“不倒翁”的卑劣技俩和丑恶嘴脸，也看到这类人物之所以混水摸鱼且能如鱼得水是时代为其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在无序混乱的政治形势下，诸党诸派起落瞬间，各色人物变化莫测，忽东忽西、忽进忽退，在一定程度上一度成为时代潮流之所向。由此不难想见，在这样的情势下，独立特行者，保持操守者，真正的革命者，他们的命运则只能是悲剧。
大学排名 假维新不仅是官僚阶层的弊病，也深深地渗透进知识分子乃至许多普通人的思想情感与生活方式这中。《官场维新记》（无名氏）试图传达假维新时期上上下下的历史真实：“便说是要维新，不过借他做个升官发财的捷径，千万不可认真的。”这“捷径”按袁谓贤借机发迹后的心得便是：“只可求形式上的维新，不可求精神上的维新。要晓得精神上的维新，乃是招灾惹祸的根苗；若换作形式上的维新，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李宝嘉的《文明小史》中，三个新派人物——贾子猷（假自由）、贾平泉（假平权）、贾葛民（假革命），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浅薄无知到极点：上海妓女在男人面前毫不羞涩便足以说明她们“受过文明教化”。无独有偶，小娲尽发僧的剧作《新旧怪现状》也有一个惯用新名词包装自己的主人公叫贾维新（假维新）。他与一个叫甄守旧（真守旧）的顽冥不化的人发生了争执并扭打在一起，难分难解之时，由一个挑粪的乡下人出面解决了这场纠纷。剧作以闹剧的形式表明二人的冲突表面上起因于一新一旧，但这不过是虚假的形式而已，实则皆是作者所要讽刺和摒弃的“无价值”的人生内容。张冥飞剧作《文明人》的主人公也属于上述“假人族”，叫贾人俊，自以为留过洋，便认为自己思想最先进，以“文明人”自居。可笑的是他口口声声婚姻自由，却为妻子稍有“红杏出墙”的举动便无法忍受；标榜什么文明行为，自己却以妓院为家；他所宣称的“新知”、“进步”也不过是逼老母亲去上学之类的
笑话。这些作品透露出的信息表明，晚清文学的启蒙思想是在政治意识觉醒与文化批判意识的交互作用下深入发展的。
革命意识与文明追求的互动
继维新派于1902年掀起启蒙热潮，不足一年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纷纷崛起于文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上风。他们站在种族革命的立场上，表达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就如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的出现作为一个“特例”向伏尔泰、狄德罗的思想开战一样，革命派作家的崛起也是以对改良主义的否定为基点的。邹容之《革命军》处处充满了卢梭式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激情。与邹容一样，陈天华的创作之大也与其革命者的英雄精神难解难分。其《猛回头》、《警世钟》以“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的精神向面临灭种之灾的祖国与国民敲响警钟。《狮子吼》在“楔子”中写一个叫“天朝”的混沌国，被东北方的一种野蛮人占领，后又有诸国前来瓜分。小说叙述者与友人来到一座深山，遭到成群的虎狼的追赶，他们的喊叫声惊醒了深山里的睡狮，睡狮大吼一声，猛发神威，追风逐电似的追击那些吃人的虎狼。这里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唤醒国民重振雄风的启蒙愿望，由于其思想境界较之同类作品更为丰富，可视为革命派启蒙文学的代表。作者从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观点出发，认为备受欺侮，首先来自于自身的积贫积弱、不思进取，要想如那头雄狮一样猛然醒来，重振神威，就必须从内部的改革入手。为了探索一条自强的道路，小说设计了一个寄托理想的神奇的“民权村”。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西方的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加强，进行文化改革，提倡妇女解放，强调尚武精神等等。与维新派笔下的黄克强等人的“思大于行”不同，“文明村”的人始终处于串连组织、会党、秘密策划、伺机武装暴动的临战状态。“民权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学校、图书馆到工厂、议事厅等一应俱全，无疑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模式的一个缩影。作为作者着力塑造的理想形象，主人公狄必攘能文善武，智勇双全。正是在这位奇才英豪的带领下，“聚英馆”青年学生们争强好胜，积极进取，形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英豪”群体。这些描写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复兴依赖于一个拥有强健体魄并掌握现代文化知识的种族，狄必攘们则是光复中华的希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