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学毕业论(3)
2014-10-30 01:08
导读：这种独立性使其政治小说不至于完全成为图解政治的传声筒，而带有政治探索与政治启蒙的理性色彩。梁启超的《新未来记》在以黄克强和李去病为代表探
这种独立性使其政治小说不至于完全成为图解政治的传声筒，而带有政治探索与政治启蒙的理性色彩。梁启超的《新未来记》在以黄克强和李去病为代表探讨行君主立宪还是走革命道路这一问题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褒此贬彼、乃至攻击丑化对方的情绪，而是让二人展开思路，反复论证（二人论辩达四十余次），结果是彼此有所让步，对方的诘问与批判反而成为完善自身的动力。这说明，第一，梁启超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小说作为一种形象，讲究的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因而力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摆事实讲道理，从而起到“熏、浸、刺、提”的启发性作用，而非盛气凌人的训诫。第二，梁氏创作该小说是维新失败、流亡国外的时期，开展新一轮政治活动的时机还未到来，其文化思想正处于转型阶段，对变法失败的反思，对“新民”理论的探讨等使他不时处于矛盾困惑之中，甚至对于革命之说亦重新思考。据梁本人后来的回忆，其“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因此不妨说黄、李二人实际上是梁氏两个自我的化身，是其内心深处思想斗争的反映。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反刍的阶段，梁氏的启蒙思想与政治理论在辛亥革命前后有了很大的调整和。
在《新中国未来记》的推动下，表达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思想的创作一时间蔚为大观。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小说不仅能够抓住国人的心理，反映人心之所向，而且颇具反思性，以冷静的头脑、敏感的政治嗅觉，透过表面纷杂的政治现象挖掘深藏其中的本质。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否定的方向进行政治批判，二是从肯定的方向表达政治理想。中国小说创作有一种借神狐鬼怪表现人间情怀的审美传统，深得下层读者的喜爱。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小说热潮中，有些作家不愿放弃这种审美形式和大量的读者群，试图将社会批判的与神怪小说的创作模式加以嫁接，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吴趼人的《立宪万岁》对清政府立宪骗局的揭露颇有代表性。小说描述天界诸神议论立宪、出外考察宪政及实施立宪的经过。玉皇大帝派孙行者、猪八戒等一行五人到国外考察立宪之法（影射清政府派五大臣外出考察）。最终的改革结果“不过是将全部人员的官名加以改换而已”，通明殿上一片高呼：“立宪万岁！立宪万岁！”不过该小说的意义不只是针砭时弊，讽刺现实，它还从深层上触及到政治现象背后的国人文化心理，而这是性喜剧上演的根源之所在：在一般国人心目中，什么立宪，什么革命，它们有什么本质区别，一概不究，只看是否有利于一已之私。这与《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的批判不无异曲同工之妙。与该作的滑稽手法极为相似的《立宪魂》（无名氏）写幽冥世界的“预备立宪”，展示了一幅令人作呕的众鬼维新图；大陆的《新封神榜》则借姜子牙成仙后的故事揭露了当时一批文人政客借维新之名行投机之实的丑恶面目。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与此相比，陆士谔的讽喻小说《新水浒》、《新三国》的特色在于分别从两个方向探讨社会改良之路。前者虚构梁山众人按朝廷维新之道如法炮制，借以讽刺清政府搞假维新的“文明面目，强盗心肠”。后者则假借魏、蜀、吴三国不同形式的维新变法正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作者自己的说法就是：“第一要破除同胞的迷信；第二是悬设一立宪国模范；第三则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作者极力强调国家要强盛必须推行维新变法，但维新有真假之别，有表里之分。像魏、吴的维新就走入歧途；而蜀汉的维新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在诸葛亮的操劳下，他们上下团结，一心为国，真正改变了国体和政体，成功地创造了具有上下议院的共和国模式，并因此强大起来，使三国归于统一。通过这些不无荒唐的故事，作者的政治理想与见解巧妙地传达出来。《宪之魂》（无名氏）以谈鬼说怪的形式揭露清政府的欺世本质时，也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面临灭顶之灾之际，阎王终于醒悟，实施真正的立宪。结果是国富兵强，接连取得战争胜利，收回了外国强占的一切特权。小说将立宪视为国家民族问题根本解决的途径，强烈呼吁政府停止假立宪实行真立宪，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当然，其思想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比如将革命派的活动视为社会混乱的主要因素之一，以
留学生借口平等不认父母借口自由勾引少女等为理由反对自由解放思想，等等。也许此种偏见本就是“维新”二字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