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学毕业论(6)
2014-10-30 01:08
导读：超越：启蒙走向深入 上述小说往往站在维新的立场上反对革命，或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反对维新，但更有一些则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维新派或革命派的
超越：启蒙走向深入
上述小说往往站在维新的立场上反对革命，或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反对维新，但更有一些则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维新派或革命派的态度均有所保留，既不赞成维新也不赞成革命，因其超越了派系偏见，追慕文明的启蒙意味趋于深厚。比如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虽然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和政府官吏的残暴，但却否认民众进行革命的合理性，理由与维新派相似。但他同时也不认为立宪具有可行性，因为国民的思想境界尚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一个重的理由仍然在于“我们人道德丧尽，就是立宪也未见得能治国，还怕比专制更甚呢”。因此，第八回的一段话可视为作者的论：“改良社会，是要首先提倡道德，务要使德育普及，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这类小说由于以社会的道德状况为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新生事物的是是非非，是满目道德沦丧，不忍卒读。不过由此全盘否定了社会与政治结构改革的合理性，未免缺乏一种理性精神。也有一批创作正相反，他们从社会变革优先的角度，来思考，编织故事。孙景贤的《轰天雷》围绕知识分子荀北山上疏之事展开情节，一方面以同情赞美的态度描写了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志士们，将六君子慷慨就义的壮举渲染得极其感人；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主张，视孙文、章炳麟为最优秀的英雄人物。《未来世界》（春颿）虽然发表时标有“立宪小说”，但并不局限于维新政治本身，而更侧重于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强调的是“救国”的思路，即将改良的关键问题定位于普及国民教育，向国民输入自治精神和文明思想。
这方面的代表作应首推曾朴的《孽海花》。如果说《老残游记》以沉船喻指中国现实还只是小说的一个细节，《狮子吼》中的“混沌国”尚是一个模糊的意象，那么《孽海花》则虚构了一个更为阔大的象征世界。它以“孽海”中一个“奴乐岛”上的“奴隶国”来影射中国。该国国民无不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崇拜强权，而且从不与别国。到了20世纪初年，终于“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乐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作者决心再现这苦难的历史，以期唤起人们的觉醒，从而拯救即将沉沦的祖国。小说叙事由此充满了强烈的“愿尔早登觉岸”的启蒙意识。与有些小说主要限于救国及许多政治小说限于政治救国不同，该作的启蒙意向处于中国近代意识觉醒从第二个步骤到第三个步骤的过渡环节。首先，它对人们一度热衷的科学救国思想流露出不满。小说借李台霞之口说：“西国富强的本原，……却不尽在这些治兵、制器、惠工、通商诸事上头哩，第一在政体。西人视国家为百姓的公产，不是朝廷的世业，一切政事，内有上下议院，外有地方自治，人人有议政的权柄，自然人人有爱国的思想了。”这就道出了西方民主政权制度的优越性，由之，小说揭露政府腐败时，不再像《官场现行记》等只揭露腐败现象，不触及腐败的根源，而把矛头直指封建政体本身。其次，作者力求通过作品反映并探讨新旧的变迁，“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这使他站在一个较高的创作起点上。有学者称其为“同时具有历史小说、谴责小说以及世情小说的特点”的特殊的作品⑦是有道理的。与一般改良派不同，《孽海花》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高人一筹的见解。他认为改良和革命“虽然主张各异，救国之心总是殊途同归”，在他笔下，孙中山是“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激进主义较之“缓进主义”自有高明，因为“惟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二百年迷梦”。另一方面，《孽海花》对民族出路的探索也更为切实全面，既主张识洋务，西方科学技术，又强调输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小说第一回就提出“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倡“天赋人权、万物平等”之说。第三，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提出大胆的质疑，讽刺有些士子们醉心于科举，或死抱传统死读古书的愚腐可笑；而将恣情纵欲的“放诞美人”傅彩云塑造得活灵活现。“在她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思考：正是因为远离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傅彩云没有变成麻木层懦的‘泥美人’，甚至在许多方面胜过了读书万卷的文人才子。”⑧这些描写无疑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民族文化的痼疾，也十分丰富地展示了新旧交替时期，中西文化碰撞的多元化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