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学毕业论文(6)
2014-11-24 01:02
导读：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 记中，我写道： 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
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 记中，我写道：
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
一年以后，在1924年3月31日的
日记中，我又有这样一段记载：
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梦与他同座吃饭，因识于此。
看这二段文字，可知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4、15页，《古史辨》第1册）
顾颉刚对王国维是如此地敬服，在北大图书馆“清查外文书籍”时应该会注意到林泰辅的文章，所以，他还是有机会接触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的。1922年8月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
京师大学毕业生（现为助教）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之结果也。（325、326页，1984）
“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不知是否系说顾颉刚的疑古论调近于白鸟库吉辈，但王国维对疑古运动显然持批评态度。王氏1926年8、9月致容庚信说：
此段议论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颉刚书……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437页，1984）
这虽然是批评钱玄同，但也可视为对顾颉刚说的态度。
顾颉刚不懂日文，对他深入了解白鸟库吉和桥本增吉说是有困难的。但日文中汉字多，以顾氏的水平，初浅地了解一下文章的观点，特别是了解一下自己所熟悉的的观点，还是可能的。许多不懂日文的文史工作者，翻翻有关的日文论文，往往也有所得，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顾颉刚否定尧舜禹的论证，和白鸟库吉、桥本增吉有所不同，这也许与他不懂日文，以致不能深入了解有关。因此，如胡秋原言，将顾颉刚兴起古史辨运动的原因全部归结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恐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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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认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关键性因素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观（52页，1987），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值得正视。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就是其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王汎森认为“白鸟氏的论点与康有为及崔适倒是非常相象”（同上）。其实，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与白鸟说更象。白鸟库吉认为“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虽然没有如顾氏概括出“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古史辨》第1册第65页）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但实际上是以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古代传说时代愈早愈靠不住，隐含了传说的时代愈早，传说成立的时代愈晚的认识。比较这“大致相同”的两者之说，“白鸟氏之说比顾氏之说早十四年提出”，顾氏确实有“后出转精”、“青胜于蓝”之嫌。
中国近代以来大的思潮的形成，往往既有思想传统的内因，也有外部输入的外因；而外部输入，往往与日本有关。如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主要就是通过日本渠道。十月革命前，人们主要接受的是日本式社会主义，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久松义典、福井准造、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后，吴玉章、李达、李汉俊、李大钊等大多是通过和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典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中国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多也是根据日本译介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的。如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根据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写成的。[11]史学界也是如此，学者们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