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学毕业论文(7)
2014-11-24 01:02
导读：日本史学真正在学术上对中国史学界产生，是在辛亥以后，因为直到这时，日本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才真正从江户时代的传统儒学影响下解放出来，取
日本史学真正在学术上对中国史学界产生，是在辛亥以后，因为直到这时，日本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才真正从江户时代的传统儒学影响下解放出来，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并出现了以白鸟库吉和内滕湖南为代表的“东大”和“京大”学派。……这以后中日两国史学的交流，更多地是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方式出现的。[12]
既然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谈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外因只谈胡适带回的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不论与中国文化、、军事、关系最为密切的日本学界的影响，是很不好理解的。
刘起釪认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提出，与其轻视的总倾向是一致的，这是非常正确的。近代以来，日本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脱亚入欧”。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提出日本要与“亚细亚之政教风俗”相决裂；日本人应以自己的行动，使西方人从成见中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区别开来；成为东洋中的西洋国，以亚洲国家身份在亚洲推行西方列强的侵亚路线。对中国和朝鲜的蔑视情绪，混杂着对本民族非理性的优越感和对欧化的庸俗理解,再为对外扩张意识，这样，就一步步走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13]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史学的主流是实证史学，实证史学是明治政府的思想工具，它虽然在表面上埋头于考证旧事，但在其客观主义的背后，却隐藏着最大的目的，即宣扬天皇史观，从根本上为天皇制政权服务。[14]鼓吹日本优越，主张侵略扩张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白鸟库吉作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不但致力于朝鲜、满洲、蒙古历史的，而且特别关心我国近代政治，写了大量的时论。[15]他鼓吹“尧舜禹抹杀论”，不但反映了他个人轻视中
国历史的倾向，更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强烈的战胜国的优越感，是为扩张侵略政策服务的。胡秋原说他参加了土原肥策划的“满洲国”运动，可见其鼓吹“尧舜禹抹杀论”的用心。钱穆《师友杂忆》云：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其在对日抗战中，滞留北平学人，读此书（指《国史大纲》），倍增国家民族之感。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19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又记抗战时的顾颉刚说：
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而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209页，同前）
钱玄同的“治学迷途之叹”、顾颉刚“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形势下对自己早年疑古过勇的反省，这也可能包含有对自己早年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自责。否定尧舜禹，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古史辨学者却替侵略者干到了。在这一严峻的现实面前，钱玄同、顾颉刚怎能无动于衷？由此看来，顾颉刚对于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确实是有难言之隐。50年代初期批判胡适，顾颉刚就竭力否认胡适对古史辨运动的；[16]80年代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则不提康有为之学。世异时变，认识也跟着变，说法也就跟1926年的《自序》不同。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顾颉刚疑古从未言及白鸟库吉，就不应当感到奇怪。这些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我们等待着新的史料面世来检验。
严格地说，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17]本文写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倍受外国霸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