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2)
2015-01-02 01:38
导读：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战争情况的宋夏战事诗是对历史史实的真实记述，不仅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补史的意义，同时亦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从而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
二、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匈奴与秦汉之间，突厥与唐之问，契丹、女真、党项与宋之间，蒙古与宋、明之间，都发生过这样的战争。然而不论是就历时时间、空间跨度还是战争规模而言，北宋与西夏之间历时百余年的民族战争无疑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采取以文官治国的政治策略，北宋的许多文人都亲历了这场战争，并用诗、文、词等不同艺术方式将战争情况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宋夏战事文学。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透显出浓厚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从“诗史”观韵一般内涵出发，笔者认为宋夏之战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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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于危难。记录史实
诗歌具有传史的功能，但必须是记录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诗史”。为数近千首的宋夏战事诗虽然并不是出自一人之笔，视角亦各有不同，但诗人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用艺术化的方式，真切记录了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状况。比如张定千的《诗一首》，这是最早涉及描写宋夏关系的作品，其中“只怕河湟陷夷狄”，已经显现出对西夏入侵北宋的担忧；苏舜钦在《庆州败》中，以“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一句，进一步点明西夏攻宋是一种不义行为，并导致“羞辱中国堪伤悲”的结果，这代表着宋初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此外，苏舜钦的《庆州败》、梅尧臣的《故原战》、刘颁的《闻西戎乞降》等作品，均对战争发展情况进行了连续性描写，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宋夏战争的进展脉络，从而与历史的发展线索相映衬，具有以诗记史的意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既有对严酷战争场面的实录，如“战死动万计，募人填卒伍”、“肌肤存空骨，性命半鬼篆”、“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等；又有对士人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切展露，如“草檄朝慵腕劳脱，论兵夜苦舌疮痍”、“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等。这些内容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等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如出一辙，共同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如果说，杜甫因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从而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并因此被誉为“诗史”的话，那么宋夏战事诗的作者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被战争所困扰的时代，他们也同样将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当中，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层次、多样化地去展现战争生活的各个侧面，最终由个人化的局部的描写汇合成集体性的全面展现，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以说，与宋夏战争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宋夏战事诗中都有所反映，不论是亲历战争现场、记录实战情况，还是根据耳闻抒发对战争的感受，都体现出了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有史有情。忠愤沉郁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尽管以诗记史、以诗传史是“诗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抒发情感的审美本质。宋初诗人杨亿在其《读史白体》一诗中云：“史笔是非空白许，世情真伪复谁知。”其强调诗歌创作要展现“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写实，这实际上是对诗家有史而无情之创作倾向的批判。此后的韩宗愈亦以“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来定义杜诗“诗史”的情感特征。由此可见，宋人将“诗史”作品的纪史与言情功能视为同等重要。受此影响，宋夏战事诗同样是以记述客观史实为依托，以此展现北宋士人在国家遭受战祸时期的心理感受，蕴涵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这一主观情感则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即如黄庭坚所谓的“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此处的“忠义”实则是宋人报国热情与必胜信念的深切体现。不论是杨亿“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郑工部陕西随军转运》)的威武势气，还是梅尧臣“勇脱区区簿书内，壮心应欲请长缨”(《送李泾州审言》)的慷慨情怀，无不是宋人“忠义”之精神的深刻体现，其深远的济世之志与浓郁的爱国热情均包涵于其中。
有“忠”必有“愤”，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过程中的必然心理过程。在强大的王统和道统面前，士人们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因而，当面对国家危亡而又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时，由“忠”而“愤”的情感便会油然产生。由于军事力量的孱弱，北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连连挫败。面对朝廷用人不济、赏罚不明而造成的战败局面，文人们对此痛心疾首，并通过诗歌将满心的忠愤之情展现出来。如陶弼的《兵器》一诗，就以“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悲”来揭示朝廷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而举手无措的难堪境遇。此外，诸如“中原太平日已久，刃顿兵闲空细柳”、“西边用兵地，黯惨无人耕”、“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等对边地战事惨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郁，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是“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的炙热之情，另一方面则是“谋夫愤愤壮士忧，屡献忠言曾苦口”的难言隐衷，当忧国之情与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时，北宋文人也难免产生“只期名随扁舟去，掉臂江湖掷锦袍”的退避心态，以及“倚锄西北望，涕泪沾空襟”的无奈喟叹。由此可见，宋夏战事诗在以纪实笔法抒写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倾注了浓郁的主观情感，最终达到了以“史”传“心”的目的，让后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复杂心态与艰难处境。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三)律切精深。意在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