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3)
2015-01-02 01:38
导读：记史与传情是诗史的核心内涵所在，这必然需相应的艺术形式去加以表现，宋人对此极为重视。如欧阳修就以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来定义诗
记史与传情是“诗史”的核心内涵所在，这必然需相应的艺术形式去加以表现，宋人对此极为重视。如欧阳修就以“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来定义“诗史”的内涵，其所谓的“律切精深”正是对“诗史”作品外在艺术形式的强调。就连以阐发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时的理学家邵雍，在《诗史吟》一诗中亦认为：“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其所谓的“真”和“华”其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肯定“诗史”作品真实记述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强调形式上的美观。不论是“律切精深”，还是形式之“华”，它们都是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总体艺术特征的具体体现。
在宋夏战事诗中，我们发现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夏。如苏舜钦《瓦亭联句》中的“风策策风呼号，羌贼胆开凶焰豪”；郑獬《羌奴》中的“饱则啼啮，羌奴敢肆行”；曾巩《边将》中的“当今猖夷久猖獗，兵如疽痈理须决”；等等。由此可见北宋文人对战争的憎恶。在发表议论的同时，北宋文人亦不忘以声色工整的句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如：“悠悠捐岁序，忽忽抱心曲。”(高敞《没蕃土》)“气绝心肝裂，号穷血泪横。”(王令《何处难忘酒》)“幕府上功连旧伐，朝廷称庆具新仪。”(王安石《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这些诗句中的“悠悠”与“忽忽”、“心肝裂”与“血泪横”、“旧伐”与“新仪”的对举，虽律切精深，但却意在言外，形象而真切地表现了北宋文人厌倦战争、渴望统一的内心愿望，这既是他们诗歌语言锤炼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至大至刚、豪放外发之人格力量的显现，二者的高度结合，正是宋代文人在历经宋夏战争过程中振作精神、焕发热情、内心激愤之心灵世界的艺术呈现，从而达到了传史与传心的双重效果，这恰恰符合了“诗史”观的艺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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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而言之，历代都有记录战争情况的诗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能够象宋夏战事诗那样，既全面系统又真实动情地记录了历经百余年的战争情况。不论是就前人对“诗史”内涵规范的角度着眼，还是从宋人对“诗史”观念彰显的层面考量，宋夏战事诗都是当之无愧的“诗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不论是反映匈奴与秦汉之间关系的汉乐府民歌，还是记述唐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与融合的边塞诗，抑或是记录宋夏战争过程的宋夏战事诗，它们都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性质。因此说，古代民族战争是我们深入研究“诗史”观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也是以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的重要途径。从此意义上讲，将宋夏战事诗从宋诗的创作总体中“分离”出来，并以文史互证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