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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之雾遍华林——从中国古代文学看民族精神

2015-01-07 01:01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民族精神  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之一。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之中，文章对忧患意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忧患意识产生的历史及社会原因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纵观一部人类发展史，一个民族在其婴儿时是靠血缘、亲缘及地缘构成其凝聚纽带。这条是自发的、粗糙的、脆弱的，它禁不起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冲击。当一个民族发展到自觉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精神就会水到渠成地诞生。民族精神的巨大凝聚作用，会使这个民族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各方面的挑战。古人常说的“多难兴邦”，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自觉的、自为的、具有民族精神的、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民族。
    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它与民族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升华与灵魂，它集中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性格与风貌。民族精神是贯穿于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主心骨”，而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饮食、服饰、活动方式等外部标准上，而在植根于其民众心灵深处的民族精神。
    与重大局、重和谐、重仁义、重节操一样，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形成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忧患意识贯穿于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光荣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之中。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影响，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继承民族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就民族精神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及影响，谈几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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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为天”。农业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一直占压倒优势;“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养”。孟子“仁政”理想，也可以具体化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些理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空想;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百姓挨俄史。    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
重不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时指出:“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
    这高出五度的纬度，带来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严酷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早。《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一幅地地震引发洪灾的画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拂腾，山家幸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充分展现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灾难面前那种渺小与无助之情。
    这样的生产环境产生的收成必定是较低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使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中国古代官府摇役之重与赋税之多，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贷制度之严酷，亦为世所罕有。普遍民众处于天、地、人的三重夹击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临如履。

    世人无不赞誉“吃在中国”。的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杂食动物”。中国食谱之广，使外国匪夷所思:天上飞的，树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无不可用来果腹。中国古代的植物类书，大都在其条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国人保存食物以供长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绝:风干、烟熏、火烤、泡制、腌制、发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饥饿的忧患。中国人从最庄严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见面打招呼，其主体元素仍然是“食”。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正直的人们从民本主义出发，忧生而忧食。从“国风”中的《伐植>h硕鼠》、《七月》到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从《古诗19首》中的“努力加餐饭”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简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饥者歌其食”的忧患传统，响彻了“民以食为天”的回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浓厚的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称西方的基督教为“天学”，印度是佛教文化是  “鬼学”，而中国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现实而非祈福于来世的;是把个人穷达与国家及民族的盛衰紧密结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其普遍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主要观照点是国家社樱、社会人生;成功的捷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读书入仕视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把文学当“副业”，“余事做诗人”。李白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白居易执着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迫求“功夫在诗外”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重政轻文”的价值取向。
    “政治本位论”与“文学副业论”，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政治上得意之时，知识分子狂热地追求官爵，文学处于“副业”位置;政治上失意后，文学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政途上积累的感伤悲愤，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动力仕途经济风云变幻，人生道路曲折复杂，这种主次关系不断变换颠倒，使文人的忧患意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淤，从而成全了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辉煌与永恒。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学成惊人艺，货与帝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