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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近现代爱情小说论女性文学的自觉写作学

2015-01-18 01:45

　　论文关键词：爱情　女性　文学　自觉写作
　　论文摘要：随着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女性文学的研究也呈现出兴旺局面。在众多的研究者中，绝大多数是借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女性文学，其中不乏科学道理，符合实际。但本人认为，真正的女性文学应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女作家有表达“个我”和自己的需要，而并不是为了某个目的。 
　　在当下写作界，一提起女性文学，很多人总是把它与身体、性和私话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一些媒体的炒作及读者的误读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女写作者的媚俗及批评理论界的不正确引导。本人认为，在金钱、名誉或“主义”的操纵下写出来的文本不能称为文学，真正的女性文学应呈现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女性文学进行界定，而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女性形象说”，认为凡是反映了妇女生活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而不关涉作者的性别。这种界定，概念的外延较大，内涵却相对缩小，它不能从跟本上展示妇女文学产生和研究的独立性和特殊意义，同时也很难把个各历史时期有关女性描写的创作的不同区别开；二是“女作家说”，即女性作家的创作为妇女文学。这种规定过于笼统，虽然强调了作家的性别意义，但不利于对作品做出深刻的剖析与探究；三是“性别题材说”，指女性作家描写妇女生活的那部分创作。这种界定虽然缩小了概念的外延，但却丰富了其内涵，与前两个相比较，它既强调了作家的性别意义，又强调了作品的题材和主题的独立性，较为合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而西方也有学者对女性写作进行界定：“女性”是一种写作效果而不是“本源”，女性写作重要的不是“文本中的性别”(sexuality of text)，而是“性别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sex)。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本源”、“文本中的性别”和“性别的文本性”。“本源”，《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释的：[本源]事物产生的根源；“文本中的性别”就是文本中有没有女性存在；“性别的文本性”就是以女性作为文本表现的文本性确立女性写作的基础。 
　　对西方学者的这一说法，本文亦不敢苟同。因为语言源自关于男人和女人对“自我”的种种想象，以及由此展开的人类活动和思想，它以自己的原则组织世界，结构文明体制。比如人们一提起“桌子”这个概念，脑子里就会现出木制竹制类盛放器物的长方形平面类的东西，因为汉语一开始就管这一类的东西叫桌子，这就是一种语言前见。那么，女人是什么，一开始就有规定，我们就把符合规定的叫女人。显然，“女性”应是一种“本源”而非效果，女性写作重要的不是“性别的文本性”，而是“文本中的性别”，因为前者包含了一种叙述立场、叙述观念。 
　　事实上，真正的女性写作应是女作家一种自觉的写作，“女性”是一种写作“本源”而不是效果。所以，女性文学是女作家从女人“本源”出发，以手写心，写她们心目中的世界，或抒发情感，或叙凡俗琐事，或论说道理，从而完成了并正在建构着自然随意的女性文学。 
　　探讨女性文学应从女性的“本源”着手。在原始社会里，男性狩猎，女性采集，后来由于男性狩猎收入不稳定，而女性采集收入比较稳定，这样就形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这是由孩子只认母亲的单亲家庭组成的，母亲是家庭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而父亲却像客人一样，从那时起，家就成了女人生活的重心，却只不过是男人栖息的港湾。虽然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人为地禁锢在家庭里，被塑造成各种“贞女”、“贤妻”、“良母”，但是从女性“本源”来看，女人其实也是离不开家的，从人类产生时起，女人就承担了生养孩子、管理家庭的职责。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随着“五四”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批中国新女性昂首走出了深锁千年的闺门，并在各种职业领域崭露头角，可是又哪一个女人能离得开家呢?即便是成功的女人，又有哪一个不是在外面呈现出女强人的风姿，在家里却又是能干的家庭主妇?“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她们得到再大的权力和事业，都不如心安即家的一点点满足来得实在。”黄啸在《女人干嘛要“主义”》中说：“我当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一些名女人，从政从商的都有。她们都喜欢表达一种东西，就是她们是个好女人，在外面飞得再高，最爱的还是家庭，她们会像寻常女人一样做家务，爱孩子。这是一种本能吧，就是女人很怕自己不像女人。” 
　　林白就称她的写作既不是为了表现两性差距，也不是为了反抗男性社会，更不是为“主义”写作。她说：“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感官、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在一种“主义”或旗号或别的什么目的下写作，总会让人生疑。现代文学已为我们提供了可悲的证明，那种介入了过多政治因素或完全是对政治概念进行图解的文本，不能称作文学作品。因此，女性写作若把颠覆传统的男权社会或别的什么为目的，也不会比解放后到“文革”前这十七年时期的某些作品高明到哪儿去。 
　　总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在女性文学中表现爱情、婚姻、家庭及凡俗琐事的主题是非常自然的，正如一千多年前的李清照在南渡之前只能表现闺阁、闺情、闺怨，之后却能表现国破家亡之痛一样，因为“女性一般来说习惯于以内视的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 
　　拜伦说得好：“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份；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尼采也在他的诗集中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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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这个字事实上对女人和男人表示了不同的意义。女人对爱情的意义了解很清楚，它不仅需要忠心，而且要求整个身体和灵魂的奉献，没有保留，没有对其它事物的顾虑。 
　　……至于男人，假如他爱一个女人，他所要的是从她那里得到爱；因此他要求女人的远胜于要求他自己的感情；假如有些男人，他们能完全放弃欲望，他们必定不是男人。 
　　拜伦和尼采的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乏合理之处：对很多女人来说，没有其它事物比爱情更值得了，有了爱情她们的生命才没有绝望空虚地度过。 
　　邵建在《性的解构》里说：“男人注重爱欲，女人更注重爱情。”所以爱情成了女性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中国民间文学，如《诗经》，乐府民歌等，可说都有女性文学的倾向。明清小说，也先是从民间发展而来的。事实上，跻身中国文学史册的动人女性，几乎都是追求爱情、忠于爱情、献身爱情的多情女子，白素贞、织女、七仙女、杜十娘、林黛玉等都追求一种情感与灵魂的水乳交融，属于心灵而非物质的爱情。然而，她们对于情感的热烈追求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意志格格不入，这种意志将她们置于被奴役的境地，钳制她们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决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 
　　当历史翻开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夕，中国发生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送来了新的思想武器。“五四”文学对爱的激情是千年压抑的喷涌，女性作家受到这场运动所倡导的妇女解放、追求个人幸福的时代气氛感召，冯沅君、庐隐、丁玲等一批女作家率先向封建婚姻和封建伦理发难，一吐对爱的呼唤、激情与呐喊，爱成为女性文学话语的中心。因此，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出现了很多追求自由恋爱的青春女性。女性要争回做人的权利，必须冲破家庭的樊篱、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同时在家庭内部，还必须摆脱父权专制，向父母要回自己处理个人生活的权力。对青春女性而言，最重要的个人问题是恋爱婚姻，所以，爱情成为女性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五四”女儿为了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无爱婚姻，宁可以死来殉神圣的爱情。  大学排名
　　冯沅君笔下争取婚姻自由的女青年，无论是第三人称的携华、继之，还是第一人称“我”，都既有一个自由恋爱的对象，又有一桩父母代定的婚事。冯沅君在小说《隔绝》中发表女性宣言：“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走去看海去。”小说最终以两人双双为爱情的不得而自杀。在冯沅君笔下，爱情成为这些女性自身生命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她们宁愿以死抗争，也不愿与不爱的人结合。 
　　丁玲笔下的莎菲将理想的爱情作为合理、幸福人生的重要内容去追求，她在日记里一再呼喊：“我总愿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在当时，不少妇女认为能找一个体贴自己、忠实地爱自己的丈夫就算最幸福的了，莎菲们却不这么看。莎菲说：“如若一个女人只要能够找得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生的归宿，我想谁也没有我苇弟可靠。”然而莎菲并不爱苇弟，因为苇弟虽可靠却不了解莎菲的心。这样看来，莎菲所追求的男伴，应该是能够理解她的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