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觉醒－社会不断前进的内在动

       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觉醒是社会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连载四）

                      刘 尚 为

我们的行政管理机构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服务型的管理机构，它除了要担负大量的、属于社会活动中的日常事务，发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务政府职能作用外，还要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不可或缺的反作用出发，去不间断地变革生产关系，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政府就不可能是身在社会之中的政府，而必须是身在社会之上、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从而在事实上将自己政府建设为一种不断调整这一基本关系的强势政府。

                          （一）

而这也才有了建国以来不断推出、又不断翻新的革命理论与革命口号，及相应的强势性行为来。为此，在短短的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先后出现了“对私改造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相对应地提出了“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及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来。即便是拨乱反正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确立后，我们的基本认识仍然建立在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基点上，仍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调整生产关系关系上，以确保生产力高速发展上，并一再地陷入“理论冗余”矛盾来。只是到了环境、生态、资源成为尖锐的矛盾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才被迫去考虑民生问题，去考虑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这也才真正触及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问题，一个比民生问题更为重要的政权建设的民主与科学的问题了。

而这恰恰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作为自己最为重要职责的强势政府最容易忽视的问题。这是因为它在把这一职责当成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事情的时候，忽视了人们在认可它的这一职责的，同时已经“自愿放弃”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民主权力了，并寄希望它能够依据革命的理论能够行使好这一权力。然而，结果却总是与人们的希望相反，人们必须一再地承受着由此而带来的失误与灾难，甚至还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最为极端的情况，却又必须一再地以这一事业是前人从没有经历过的事而给予谅解，反而使自己跌进了永远无法摆脱的恶性逻辑循环中了。

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站在社会之上的强势政府，并不是人们对于唯一自己的政府的唯一的不变的选择。当国家面对外敌入侵，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时，人们需要这样的政府来带领自己走出危机；也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需要一个强制性的政府来管理他们的社会，但是，这决不是一个常态下的政府组织形式。它的以偏概全的处理危机的做法，只具有短期行为的效应，长期以往势必危害社会的科学与协调的发展。

                         （二）

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更深一步说，人也不仅仅是为了生产活动的发展而来到人世间的，他有着不同于动物的文化与精神活动上的要求。前面所提到的人们在真理认识上的革命、科学认识上的革命也是人类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它同样也推动了人类社会持续的向前发展。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有人的民主与平等思想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而这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里，恰恰被颠倒地表现出来了。在它那里，民主与平等思想的出现常常被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是因为商品生产自身的要求，使人们在政治上表现出了民主、平等的要求。依据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早就不需要从外国进口了。六百年，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期，西方尚处在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水平；中国的丝绸、瓷器已经远销世界各地，最早的纸币、银行的汇兑业务也已经在中国出现。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与此相对应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这一反例不正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人们的民主、平等、科学精神发展的根本否定吗？

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原动力在于“人”自我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于自身理性思维活动能力的不断提高。甚至可以说，是人们不同于动物的生活目的与需求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所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则是这一发展的表现形式，是呈现为结果的东西，而不是原因。是人民主意识、科学意识的提高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不是相反。

面对这样一个只适用于短期政府行为的强势政府，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让人们收回他们“自愿放弃”了的那一份民主权力：一是对于政府所提出推进社会发展的所有理论、口号进行审查，特别是那些大政方针的研究与确定；一是对强势政府工作指导思想的历史唯物论的最终认定权。而这恰恰是最难以做到的。

                        （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发展呢？只能在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寻找它的原因。就西方来说，是经过中世纪的长期黑暗的觉醒后，从上帝的手中争取来的，而这一成果适应了商品发展的需要，才推动了社会制度的改变。而在中国，正是由于缺少了一个与西方社会相类似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经历，才没能完成与西方社会相类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准备。也才使得经济发展落后于我国明朝初期的西方社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超过我们，并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同样理由，我们也不能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二元论来解释，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的原因，其原因还是在于民主精神的觉醒与追求上，只是这一有限的民主精神常常被孔孟之道所掣肘，最终又被拉回到封建体制的范围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观。

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基本认识，我们便可彻底地丢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不再简单地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元论去描述历史的发展了，而是用民主的不断提升与科学的不断发展来说明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与发展了。基于这一根本认识，去年底以来我先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我见》、《关于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对话》及本文，欢迎大家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