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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学毕业论文(2)

2015-07-04 01:27
导读:北村小说还彻底地质疑了人性的自足性。在实用理性文化中,人性被视为不存在终极 矛盾的,从本然上看是善的,因此人只需保持、呵护本然之真,并不


  北村小说还彻底地质疑了人性的自足性。在实用理性文化中,人性被视为不存在终极 矛盾的,从本然上看是善的,因此人只需保持、呵护本然之真,并不停地返回本然之根 基,人就能建造出合理而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北村小说却指出人性深处的黑暗与罪恶确 实存在,人性在终极上并不是和谐的善而是充满矛盾的。这尤其表现在他的一系列写爱 情的小说中。文学中爱情题材作品最典型的情节模式无疑是外力干预型的悲剧模式 ,从《孔雀东南飞》到《长恨歌》再到《雷峰塔》,从《红楼梦》到《家》再到当前文 学中许多爱情故事,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原初爱情的完满和外力的突然介入,背后隐含着 这样的观念:假如没有外力的介入,人的爱情必然是善始善终的。这与实用理性所确信 的人性自足密切相关。但是北村的爱情小说却全是爱情的内在悲剧。《玛卓的爱情》中 玛卓和刘仁的爱情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介入,但是他们到头来彼此都没有爱的能力。一 种人性深处的黑暗使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处理好,更何谈爱情。《周渔的火车》也 探讨了爱情由于人性本身的脆弱而变得不可能的。陈清和周渔的爱情从炽热到背叛 完全是内在的原因。《强暴》中刘敦煌和美娴的爱情的崩溃看似起因于美娴被人强暴这 件事,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人性的脆弱与虚妄,人无法与人建立信任,也无法超越事实性 的侵害。这种爱情的内在悲剧直接瓦解了实用理性关于人性自足的神话,使人不得不正 视人性的深渊。
  刘小枫曾说:“儒家避而不谈个体性命的死亡、欠缺和无用性问题。个体的成德 、王道的传承、秩序(礼乐)的维系湮没了个体生命的深渊处境问题。”(注: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9页。)的确,个体生命的深 渊处境问题是实用理性文化的避讳之处。实用理性文化在现世和人性的自足之上关注的 只是现世的乐感。而北村小说中人的终极困境的频频展示恰恰是对实用理性文化的致命 质疑。这种终极困境在北村小说中首先是由死亡带来的虚无。《伤逝》中的主编钟家田 得了癌症,他的死亡让超尘直接目击了虚无对生命的入侵。生命的脆弱与死亡的绝对逼 迫人直面最终的绝境,巨大的虚无感使得一切现世事物彻底丧失光彩。这种绝境也是刘 浪、孙权、陈凯恩、孔丘的绝境。此外,人的终极困境在北村小说中还表现为人无法单 靠自己确立生存的意义。为什么活着?这是北村小说人物的终极追问。孔丘自杀前的一 个致命问题就是:吃饭“这样上牙打下牙是啥意思?”(注:北村:《消失的人类》,新 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他们曾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生存意义的根据。 刘浪曾说:“我儿子就是我的宗教,过去是钱、手枪、女人,现在轮到了儿子。我不管 明天会有什么让我喜欢的东西。”(注:北村:《施洗的河》,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第199页。)他竭力从有限的存在者身上去建立他的意义世界,以此自救;但事实证明 他的努力只是虚妄。这种意义的匮乏和人又无法自救的终极困境使得北村小说人物大多 走向灭亡之途。他们以自身的存在质疑着。面对这种终极困境,实用理性文化如若无法 给出合理的解答,那么它必然会来到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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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村小说就是这样以人的终极困境为基点质疑着怡然自足的实用理性文化的。北村以 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基础达到了别尔嘉耶夫这样的认识:“假如世界和人是自足的,如果 再没有任何更遥远的和更高的,更深刻的和更神秘的东西存在,那么恶和生命之苦就是 不能忍受的。”(注: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命运》,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
  二、质疑审美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是儒道禅的共同特征,它们的终极指向都是一种审美境 界。李泽厚曾说:“虽然儒学不是宗教,但它超越了伦理,达到了与宗教经验相当的最 高境界,即所谓的天人合一。我把这种境界称为审美境界。”(注:李泽厚:《李泽厚 哲学文存》(下),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35页。)儒家是如此,道家心向往之的“悠然独 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也是一种审美境界。至于禅宗的“拈花微笑,悠然会心 ”更是以审美境界为旨归。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中国人在现代进程中确立审美现代性的基 础资源。王国维对净化人生的美术的青睐、蔡元培的“以美术代宗教”、宗白华对传统 的抉幽发微、李泽厚对华夏审美精神的再阐释等,康德、席勒、荷尔德林、叔本华 、波德莱尔、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等,最后终于催生了中国的审美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通过强调 与、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或与之相关的艺术价值),以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 识谱系中为主体立法,从而达到反对工具理性的绝对权威与传统道德的目的(注:参看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它常常包含着这 样三项基本诉求:“一、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与价值论的地位,夺取过去超 感性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二、艺术代替传统的宗教的形式,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与 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的宗教功能;三、游戏式的人生心态,即对世界的所谓的审美态 度。”(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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