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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性与后殖民的反思的策略(2)

2013-06-11 01:06
可以看出，语境化原则对于我们认真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丰富自身变化是大有裨益的，这样真正的交流与对话才会出现，而对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吸取了上百年的西方文化成果的中国学界，语境化不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是一项正在做并应该长期做下去的浩大工程。
三、实践化的批评取向
实践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它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一定的具体方式，并对其它的活动方式有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在文艺理论批评中强调实践，就是强调理论要密切关注当下的文艺创作，而不停留于做纯思辨的、蹈空的研究。并且由此强化理论本身的实践品质和批评意识。    
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后殖民批评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关注现实的文艺创作和现实的文化问题这一点上展现了独特的理论魅力。比如它对一些第五代导演的电影的批评，虽然不无偏颇，但也可以促使后来电影创作者认真对待民族性与后殖民性的复杂关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价值立场与策略取向做更深入的思考；也能促使文艺评论者在评论中更全面地审视一定的艺术作品和文化现象，更为审慎的操用理论话语。
其次，强调实践化的批评取向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纠正后殖民批评的局限。如上所述，后殖民批评的批判意识是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上的，反本质主义在一般后殖民批评论著中并未明确界定，我们可以从它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渊源上把握如下几个方面：1、它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一种“家族相似”，反对将事物化约而寻绎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表象下的深度；2、它强调差异，反对任何总体性的概括，进而消解二元对立和中心意识；3、它强调偶然性，将历史碎片化以非连续性颠覆历史的联系；4、如前所述，它将主体性解构为屈从性，取消了主体的能动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立场不但使其在认识论上游移不定，而且出现了巨大的价值论黑洞，使他们无法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建立明确的价值关怀，而这正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价值尺度的建立，在我看来更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或者说只有建立在具体的实践基础上。
再者，这种取向是与中国后殖民批评的目的相一致的。从中国后殖民批评开展的心理前提看，人们或多或少有一种对当代文学、文化现状的焦虑，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是穿行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西方的现代文学两座高峰之间的低谷。因而改善或改进中国当代的文化风貌就成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目的。而这同样是一个要求实践解决的问题。
这一取向还意味着对真正的批判意识的呼唤。后殖民批评的锐利视角，促使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创造离不开全球性的文化语境，要求我们更加批判的对待传统文化与异域文明，清理当代文艺发展的探索中存在的问题，理性的设想中国当代文艺的创构之路。也促使我们意识到后殖民语境中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艰巨性，持之以恒地开展中外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这无疑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对话、思想质询和论争。这对当前热衷于自说自话的中国文论界无疑是有启发的。毕竟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真正的理论繁荣是建立在真正的争鸣和扎实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总体而言，后殖民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但它本身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它虽然从早期的反殖民斗争中受益匪浅，但实际上得益于晚期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中所提供的国际政治、文化空间，使它同时包藏着反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二重性。后殖民批评对后现代主义的依赖也和它对西方思想形态的背离并不能时时一致，同时它在对非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暧昧不清。并且它的思想定位总是在“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摇摆不定。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性，使得后殖民批评的许多著作和文章本身即成为“战场”，在几乎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引发了众声喧哗的讨论。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而本文所述的论争实际上涉及到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后殖民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总是在中西方文化关系不同时期的比较中产生，存在差异性与统一性的对立统一。如何把握它们矛盾的一方面，又看到相互间的互动转化，需要一种真正辩证的历史眼光，辨析各种观点产生的文化立场的差异，将理论问题转化为实践问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文化虽然不是直呈在自我面前的现成物品，却可以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相对客观的文化经验。因而，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民族立场应不成问题。象西方的某些后殖民理论家那样持一种绝对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并不存在一个不偏不倚的、纯净的理论支点（这一点从他们理论的反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复杂性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但也必须对中国的民族性认识做出具体分析。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回归一种纯粹的、本真的文化族性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由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民族立场而走向一种新的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则是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因而在后殖民批评中坚持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意味着放弃民族立场。因此，民族性的诉求不仅意味着一种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而且应能够推动在世界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对其他文化的自主转化，在交流中创造，在创造中发展。其目的在于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的一株参天大树，而不是做一个孤独的伐木人，在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共同描绘人类文化的美好前景。
 
结  语

通过追踪中西后殖民批评“民族性”认识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两者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局限同样耐人寻味，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反思自身，现实的构想文化策略的一个理论起点。一个好的问题的提出并不承诺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答案，中西后殖民批评在“民族性”上的分歧使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更歧义丛生了。也许人的思想魅力就在这里，真理总是在争鸣中敞开，却被一家之言遮蔽。不管是“洞见”还是“不见”，这种分歧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对话场域，让执不同意见的双方得以借对方的批判眼光照亮自己的思想盲区。也许“后殖民批评”是一面终有一天会放下的旗帜，但贯穿其中的批判精神却应该永远屹立在人类思想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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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陈晓明.“后东方”视点:穿越表象与错觉[J].文艺争鸣,1994,(2):26-31.
[2] 邵建.东方之误[J].文艺争鸣,1994,(4):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