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美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判断(3)
2013-06-16 01:04
导读：在当选总统之前，尼克松就曾认真地思考过中国问题。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季刊》撰文提到美国对亚洲采取的任何对策，都必须刻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
在当选总统之前，尼克松就曾认真地思考过中国问题。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季刊》撰文提到“美国对亚洲采取的任何对策，都必须刻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的大家庭之外，……在这个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22]尼克松相信，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从敌对转向缓和，将在四个方面明显地有利于美国：（1）将减少美国对亚洲安全承担的义务，帮助美国从越南撤军；而这在尼克松的日程表上是头等重要的。（2）将使美国从中苏敌对中得到好处，可以将中国作为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的砝码。（3）有可能防止苏联进攻中国，防止出现大规模的中苏对抗，因为这种对抗很可能导致全球战争，或以苏联征服中国而告终，不论出现哪种结果，都对美国不利。（4）能够防止可能出现的中苏缓解，中苏关系和解会增加中苏两国在共同反美政策上的协调，势必对美国不利。[23]
在尼克松的所有目标中，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战略意义，在于可以影响并改善美苏关系。尼克松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为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地位，美国在谋求从越南“脱身”的同时，转而同中国接近。1969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欧洲，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会谈对他制订对华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戴高乐认为，对战后的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苏联人目前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他说，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美国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尼克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24]中苏边境冲突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意识到中国对他们处理苏联问题的意义。正如基辛格所说，与中国改善关系，“使苏联感到不安……由于激起苏联对其漫长亚洲边界的关心，也会减轻欧洲受到的压力”。“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赎40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到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三角关系了”。[25]因此，尼克松想通过中国之门来与苏联打交道，并使美国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处于最为有利的位置。
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还会对美国调整全球军事战略起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二战后，美国奉行的军事战略是“两个半战争”战略：一场在亚洲对付中国，另一场在欧洲对付苏联，同时还要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遇到半场“小规模的局部危机”[26]基辛格认为“两个半战争”计划是基于50年代铁板一块的共产党阵营的政治现实而制定的，与当时的现实已不相符。一方面，中苏已经出现分裂，中苏同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另方面，美国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实施这一计划，如果同中苏的战争真的同时爆发，那肯定将是核战争，因为美国没有别的办法来避免其在常规作战中的弱势。改善美中关系，可以减少一个主要敌手，这可以使美国实施“一场半战争”的战略。1970年，尼克松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这种战略的转变，指出：美国选择了最恰当的被称之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美国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或者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五角大楼的报告解释到，这种战争战略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苏联和中国不会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出击”。[27]在这个新战略中，美国虽然还没有排除中国是对其亚洲盟国的一种威胁，但已不再认为中国会在一场美苏战争中自动卷入并站到苏联一方。这表明美国已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保护战略重点，并承认中苏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这个认识正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基础。
总之，60年代后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苏关系的破裂等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导致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客观因素。无论谁入主白宫，政策调整都势在必行。尼克松和基辛格能成为对华政策的缔造者，在相当程度上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但是这对政治搭挡的个人素质和他们对客观形势的判断能力，也对中美关系的突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尼克松上台前的反共斗士形象，为他转变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特殊的政治资本，没有人会因为他接近北京而指控他对共产党“心慈手软”。尼克松比较准确地判断国际环境的变化，抛开意识形态的考虑，开始采取一种务实政策，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