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美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判断

审时度势──美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判断

（一）严峻的挑战：美国被迫战略收缩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最重要的是，要求美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美国地位的相对削弱和在世界范围内收缩力量的必要性。尼克松做到了这一点。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时，许多人认为，作为一个反共老手，他不过是前几届政府的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可能性似乎还是那么遥远。然而，尼克松是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养成了敏感的政治神经，能够从容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政治契机，并具备相当灵活的外交手段。
尼克松对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尼克松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战后时期已经过去，美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外交课题。主要表现在：
1、国际局势呈现多极化倾向
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外交一直受美苏对抗的两极体制的概念所统治。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局势呈现多极化倾向。受越南战争的冲击，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相对下降，政治影响力大大缩小。而西欧、日本抓住时机，加紧发展经济，改变了原来由美国充当霸主的经济格局，变成了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在政治上，西欧独立自主的倾向不断增长，在许多问题上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屈从美国。他们批评美国的中东和越南政策，特别是法国戴高乐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于1964年率先同中国建交，又于1966年3月，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公然同美国分庭抗礼，在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动摇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一时期，由于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产生了分歧，发生了分裂，尤其是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冲突。中苏分裂是60年代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被尼克松称为“当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国际冲突”。[2]基辛格认为，战后初期和50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世界出现了由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组成的多极结构，紧密的两极世界已开始让位于一个“多边外交的新时代”。[3]由于中苏分裂，中国进一步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和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这是尼克松碰到的首要难题。尼克松意识到不应仅仅继续以往的政策，而要使美国的政策适应多极世界的现实，在五种力量中心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2、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
60年代末、70年代初，同美国力量相对衰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有了明显的加强。苏联在外交上采取了进攻态势，展开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领导集团通过对内压缩消费，扩大积累，对外加强对“经互会”各国的控制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掠夺来增强其经济军事实力。由于推行这一种政策，苏联的经济发展较快，美苏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1950年，苏联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30%，到1965年上升为62%，到1978年则已达到80%以上，石油、铁、钢、化肥、水泥等十多种产品超过了美国。在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中，苏联的常规兵力和常规武器一直占有优势。苏联的核武器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后发展尤为迅速。1962年洲际导弹数量美苏的比例是294枚对75枚，潜艇发射的洲际导弹的比例是144枚对0。到了1970年，苏联拥有1300枚陆基洲际导弹，从数量上超过美国的1054枚。美国已经彻底丧失了核优势。[4]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随着军事力量的急剧增长，苏联开始了它的全球急剧扩张，这对美国的利益发生了直接的挑战，使美国产生了危机感，如何阻止苏联的上升势头，成为尼克松政府新的外交课题。
3、中国的崛起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1954年，中国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被世界公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从此，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声望大增。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许多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3个，到196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49个，增加了一倍多。同时，我国还积极寻求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1954年，与英国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经过长时间的会谈，于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从而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
新中国在开展大量外交活动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其间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仍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在国防高科技领域，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空投氢弹试验，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的不断成长壮大，并已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从而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美国人不得不另眼相看。尼克松说：“中国的潜力很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5]基辛格在1969年12月记者招待会上说：“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样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6]基于上述考虑，美国领导人感到美对华政策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尽早结束与中国僵持20年之久的敌对状态，已成为美国政府一个刻不容缓的外交课题。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4、进退维谷的越南战争
尼克松在国外面临的最大困境莫过于美国深深地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到1968年底，美国在越南投入的部队已达50多万人，约有3万士兵战死。所耗战费约300亿美元。同时战争还激发了美国国内空前的社会动乱，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大多数美国人不仅要求结束越战，而且赞成限制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将美国的注意力更多地从国外转向国内。尼克松上台后，把结束越战当作“最紧迫的外交问题”。[7]他公开表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要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尽快并且尽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他还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基辛格更直言不讳地说：“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8]
尼克松当政时，美国正面临由顶峰走向衰弱的历史转折。严酷的现实迫使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设法在大致不危及西方安全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从承担全球义务的高水平退下来，实行全球性战略收缩。尼克松在他1971年2月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对外政策年度报告中认为：“我们已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之时，战后的国际关系秩序业已结束，决定1945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和实践的条件也随之成为过去”，“我们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9]这种调整，用尼克松的话来说，是为了“制定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来迎合一个新时代的需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