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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在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表现(2)

2013-06-18 02:00
         1．形象的肢解。西方传统艺术对形象的描绘十分考究，环境、情节、人物往往构筑一个有机的形象大厦，给人一种生机贯注的鲜活感受。而西方现代艺术，形象则被肢解，再也难以窥见美丽的“姿容”了。例如绘画，形象要么被各种简单的几何图形如圆形、锥形、三角形、四边形等代替，要么形象被从各个侧面加以解剖然后同时并置在一个平面上。例如，毕加索的《阿维农少女》（1907年）描绘的是烟雾迷漫的妓院里5个妓女或坐或立地等客人的情景，但是毕加索却将作品的这种文学情节性因素彻底抛弃，而专注于纯粹的造型。画中宛如化石般毫无表情的裸女，再也没有传统写实人体画中女性的曲线和形体美。毕加索一反文艺复兴以来传统绘画的人体解剖和空间透视法则，而将人体和背景作了几个形体化处理。在一个浅薄的空间里，5个裸女的身体就如爆炸的岩石的横断面砌成。画家使她们的头、鼻子和眼睛同时以正面或侧面等不同角度出现。前景中放着水果的桌子变成了平面图。观众的视点好象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时而在左，时而在右，时而朝上，时而朝下。这里描绘的不再是从一个固定视点所看到的情形，而是将不同的视点所看到的人体的不同侧面同时展现在一个平面上。脸部不再是自然主义的写真，它们已变成脸的符号或象征。如果说上画还大致可以辨认形体的话，在《坐着的浴者》（1930年）里，毕加索则把变形的手段推到了极点，他无所忌惮地肢解人物：互调五官、转移四肢、扭曲身体。这里，过去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艺术中被表现得辉煌神圣、美丽健康、和谐完整的人物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支离破碎的形象。就文学看，现代派作家经常变换视角来切割形象，再依照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组接，传统形象难以再现。如克洛德•西蒙的《佛兰德公路》，故事在佐治回忆的片断中杂乱无序地进行，尽管每个片断清晰可辨，然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却难以办到。完整的形象消失了，所见的是一系列形象的片断。当然不能否定内容的完整性，可其完整性不是在“形象”的水平上呈现出来的，而是经读者思考后理解出来的。
2．形象的隐退。这里的隐退并不是说形象不存在，而是指形象虽然存在，但作品的重点却不是传统艺术那样在其构成上图其鲜明、凸显，而是在语言、线条、色彩等的编排组合及其内涵的意义上，艺术家运用种种方法，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其视点落在形象之外。如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中》，在作者“迷宫”般的叙述中，人们很难形成形象。小说开头这样写到：

谁觉得开心馆开心呢？也许是情侣吧。对安布罗斯说来，那是个叫人害怕而着慌的地方。他跟一家人上海滨度假，他们这次游览是趁独立纪念日的机会，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非宗教性假日。文字下面划一道直线，是手稿上标明该排斜体字的符号，在印刷品中这斜体字又相当于口语中对单词和短语的重读，也通常用来排作品的标题，这话不说也都明白。斜体字还被用来，尤其在虚构小说中，表明“幕外音”、插入语或者通过人为的渠道的声音，例如广播通知、引用的电文和报纸上的文章等。它们应该少用。如果原来排正体的段落被人援用时用了斜体字，通常该说明这种情况。着重点是我加的

小说时而讲述故事，时而又对自己不关主题的小说技法叙述进行解嘲似的说明：“这些东拉西扯的开场白看来没有多少是切题的”[6]（P20），“这么写到底还要多久啊”[6]（P22）？“这样冗长的段落是没有一个读者容忍得了的”[6]（P38）……就这样小说在叙述安布罗斯与家人游开心馆的同时，又加进了一套讲述小说技法的话语体系。读者好不容易才形成文本所描写的形象，却又马上被这种叙述话语所牵制，于是，形象无形中被忽视了。
绘画上，形象的隐退更是常见。例如，波乔尼的《骑自行车人的动力》（1913年）和《橄榄球球员的运动》（1913年）两画中，由于他采用了多变的曲线条和连续不断跳动的光色，人物的形象完全呈抽象的块面，退隐到了一片光色的动势之中，难以辨认。达利《记忆的永恒》同样使形象的整体在变形中隐退了。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3．形象的简化。传统艺术，特别是写实主义的形象往往是鲜明丰满的，而现代艺术的形象往往被简化了，形成一个简单的象征和大致的剪影，形象除了符号标记之外，消失了一切独有特色。这种现象不但绘画中大量存在，雕塑也不乏其例。康斯坦丁•布朗库西堪称大师，在1911年的一件名为《普罗米修斯》的作品中，不仅整体形象被简化成水滴状，而且五官模糊，只留下一个似是而非的耳朵。之后于1915年，他作的《新生》是一个椭圆的形体被切去了一块，像是婴儿张着大嘴啼哭的样子。最后在1920年，他作的《世界之初》，人的形象成了一个抛光的地地道道的卵形。文学中，这种简化更是不泛其例。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里史密斯夫妇和马丁夫妇毫无区别。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里，主人公非个性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一些评论家断言他们不是两个主人公。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无名无姓，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才用字母“K”来表示。莱斯的《加算计》主人公叫“老零”。托勒的《群众与人》主人公用“女人”表示。斯特林堡《鬼魂奏鸣曲》中的人物分别用“老人”、“死人”、“木乃伊”、“大学生”等称呼。阿兰•罗布-格里耶《妒忌》的女主人公叫“阿X”。……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形象的简化与西方传统文学中性格单一的人物是有区别的。性格单一的人物突出表现一种性格，性格虽然单一，但却十分充实饱满。而形象的简化则主要是为了传达某种思想，形象本身并不是充实饱满的。
4．形象的缺失。如果说上述情况下，形象无论怎样变，终归还是有迹可寻，有踪可辨的话，那么在现代艺术追求纯语言（这里把线条、色彩看作绘画的“语言”）的极端自足运动中，剩下的惟有色彩和文字给人的感觉，形象却缺失了。绘画中突出的例子是抽象表现主义，他们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绘画要素本身，集中在“虚幻的”线条、形状、色彩和画面形成的平面上，完全不描绘，不塑造任何事物。作为代表人物，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没有具体的物象，只有抽象的线条和色块，他把再现的绘画变为点、线、色彩的交响乐，它的内容就是这些点、线、色彩及其组合的情感意蕴。波洛克的《早晨的明星》（1947），画面上根本看不到人物、风景或其它形状和形体，有的仅是红、黄、蓝的油彩滴洒，它完全靠人的想象去领悟标题的暗示。文学中，这种现象也突显在实验小说和戏剧中，如未来派旗手马里内蒂的《他们来了》一剧，全剧只有四句话，没有冲突，没有情节，没有对白，甚至也看不见人物。观众看不到故事和形象，有的只是简短、新颖、离奇、怪诞之感。而“活页小说”则可以从任何一处看起，没有连贯性、整体性，当然也看不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