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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在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表现
在传统艺术中,丑的地位是卑微的,即使丑进入了艺术,也不允许丑以其本来面目存在,而必须化成美,艺术总是与美联系在一起,丑成为美的衬托,并且成了艺术的婢女。而现代派艺术却在丑的开拓上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把审丑问题提到了主导地位。面对众多的以审丑为主导的现代艺术,我们不得不感叹:要理出一张清晰的“审丑图”的确很难!这里,仅从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迥异之处归纳出以下几种审丑范式:
(一)题材“自我”化
与传统艺术热衷于表现贫富冲突、善恶较量、悲欢离合或男婚女嫁之类的题材不同,现代艺术几乎都把焦点投向了那个在异化现实中痛苦的,甚至是病态的“自我”,不顾一切地反映现代西方人的异化感、焦虑感和绝望感。这样,在“自我”眼中映出的世界就是一幅恶心、恐怖、难以忍受又无可逃脱的图景,较之传统艺术,它无疑是丑的。下面我们具体以文学为例,从表现“自我”中展现的人的异化和人生的荒诞来考察“审丑”的趋向。
1.人的异化。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种现象在艺术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例子不胜枚举。劳伦斯对理性不屑一顾的同时,热衷于在以性爱为题材的系列小说中深入探索骚动不安的“第二自我”,通过肉体的火焰来映现机械文明与人性的严重对立,性作为生命力的源泉得到了尽情展露,而这种赤裸裸的性直叙,在当时的道德视野下无疑是堕落丑陋的。在美国作家品钦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里,人物的性行为仿佛导弹导航装置的传感器,每次性行为发生的地点都成了导弹的落点,人性的机器化已达到了高科技的水准。而在其另一部小说《V》中,女主人公则连面貌都机器化了,我们不妨来看看她的相貌: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虽然76 岁了,但皮肤仍像某些新型塑料表面一样闪闪发光。那双玻璃做的眼睛现在则包含用银电极把其连到视神经上的光电管,……甚至可能还包含一个坐落于聚乙烯做的奇异的鞘里的电压换能器的复杂系统,所有这些都通向一根银导线,与她脑壳里的计算机的精确记录器相连。
从这样的人身上,我们哪里还能看出一点人的魅力和一丝人性?更进一步,人在物的挤压下,人已不再是物的主人,而成为了物的奴隶,最后竟变成了纯物质的人。此种情况尤奈斯库在戏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阿美戴》中,夫妇两人在家具与尸体的挤压下无处安身;《新房客》里,人物被淹没在一大堆杂乱的家具之下。人的物化在另一些作品里则表现为动物化——兽化或虫化。卡夫卡的《变形记》里,人变成了甲虫;尤奈斯库的《犀牛》里,人变成了犀牛;舍伍德的《化石林里》,人变成了猴子。这种人的兽化,如果我们仔细追溯的话,其实在19世纪的现代派先驱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就露出了端倪,《罪与罚》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虱子”,“人是虱子”;《卡拉玛佐夫兄弟》的长子德米特里说:“我就是那只昆虫”;《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则感到自己“完全像一只昆虫”。
人之异化的再一个主要表现是精神空虚,心灵麻木。现代人享受着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富裕的物质生活,然而却比任何时代都更强烈和普遍地感到空虚、失落。其所失去的是内在独立的生命和真正的自我。艾略特的《荒园》,罗宾逊的《理查德•科利》以及巴思的《羊童贾尔斯》都写了物质富裕、精神空虚的“空心人”。精神空虚的必然结果是心灵麻木。加缪的《局外人》,可谓典型代表:母亲去世,他无所谓;让他瞻仰遗容,他说不必了;守灵太无聊,他睡着了;送葬天太热,他希望快结束;葬礼一结束,他就跟女友玛丽去游泳,看滑稽电影,做爱。玛丽要跟他结婚,他说“可以”;玛丽问他爱不爱她,他说“不爱”。当他无意中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后,在法庭上,作为当事人,他对控方和辩方都无兴趣,面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死刑宣判,他还是无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麻木不仁到了这种程度是何等的可怕!而那令人如此麻木的世界又该是何等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