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求的(2)
2013-06-19 01:04
导读：2、与胡风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中论及典型问题时，对胡风关于典型所包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含义表示了疑义。他认为，
2、与胡风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中论及典型问题时，对胡风关于典型所包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含义表示了疑义。他认为，典型的特殊性并不如胡风所言，是相对于典型所代表的社会群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社会群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周扬对胡风的理解进行这一“修正”的根据，即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对典型问题所作的著名论述：“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29]（P673） 我认为，这是一场纯属学术问题的争论。因为双方的见解都是基于恩格斯关于典型问题的论述，在“共性与个性化”这一中心主张方面也不存在什么重大差异，只是在具体表述上各有侧重而已。在这一争论中，周扬和胡风都认真检视自己的表述方式，进而完善表述的内容。然而，就典型问题的争论而言，我认为周扬的观点较之胡风的观点更切合实际。本来，周扬的“修正”对胡风未尝没有裨益，但可惜的是，各方都不能容忍对方尖锐的批评，不能听取对方的不那么顺耳的声音。胡风不无过激地指责周扬将问题“弄得更加混乱”，非但不承认有任何“修正”的必要，反而就此断言周扬否定典型的普遍性，结果势必否定典型。周扬反唇相讥，同样判定胡风“实际上是否认了文学中具体的，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多样性一笔勾消了”[30]（P166）。这就使原本平等理智的理论论争平添了一种强烈的意气，双方言辞之间都带上了很浓的火药味。由于两人都不承认各自观点的偏颇，为了表明自己的完全正确而各执一端，最终陷入了“钻牛角尖式的争吵”[31]（P93）。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以现在的眼光来分析这场论争，我们不难发现双方的理论水平都不是很高，但就总体而言，这场论争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几封信在进步文艺界的传播。
3、“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三十年代后期，周扬不再盲目紧跟苏联的文学理论变动，开始注意结合革命文艺运动中所出现的矛盾，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去解答。1935年，党中央随红军长征北上，上海的党组织几乎全部遭破坏，与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周扬等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认为，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提出新的、能够更广泛地团结文艺界抗战力量的文学口号，是必要的；同时，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情势之下，要求消除“阋墙的内战”，一致全力对外，也是符合当时的民族感情的。正因如此，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抓住了文学与时代的一致性，没有放弃党的领导权和现代文学的无产阶级方向。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随时加以新的发挥，使国防文学的影响扩大到全国，深入人心。
勿庸讳言，周扬的有些观点又是十分偏激的。他针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说：“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并认为这一口号“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运动”，引起了“纠纷”。[32]（P190）此外，他的“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33]（P174）等提法也都在当时文艺界产生过不良的影响。因此，冯雪峰、胡风与鲁迅共同商量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本来商定，提出这一新的口号时，要解释清楚，只是为了弥补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在文学思想方面不清晰的不足，并不反对原来的口号，以免引起误解，造成纷争。但胡风在未得到鲁迅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让人从文章的口气中感到“国防文学”的口号是错误的，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取而代之。于是，终于引发了“鲁迅派”与“周扬派”之间围绕“两个口号”而展开的一次大论战。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我认为这场论争事出有因。对鲁迅先生来说，正因为对自己民族爱之深、痛之切。他认为，中华民族只有通过阶级革命痛加改造，人们对她的认同情感才能恰得其所。在统一战线中，民族的立场不能以牺牲阶级的立场为代价。他坚持认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34]（P590）。再加上鲁迅对周扬早就有所不满，周扬等人未与鲁迅进一步商议就草率决定解散“左联”，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一“左联”盟主放在眼里，这使周扬与鲁迅的关系更加恶化。就胡风与周扬而言，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年轻气盛的个性有关。胡风的倔强是有名的，喜欢与人争论，爱发表不同意见，除了鲁迅之外，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连郭沫若也称胡风是一位“似乎很聪明而又有些霸气的青年”[35]（P399）。“左联”时期，他经常当面反对周扬的意见。同样有着好胜心的周扬，又怎能不为之恼火。故而在“两个口号”的论争时，便免不了有些个人意气的成分。
二、延安时期（1937-1949）：作为政治家的理论家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从国统区选调一些在文化学术方面有较高水平与成就的党员干部到延安工作，以加强文艺战线的领导力量。周扬奉党中央调令去了延安。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为解放区的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理论和批评上也逐渐成熟起来。与此同时，他的理论批评活动的重心也逐渐移向对文艺方向、方针、路线、政策的阐说，有力地影响了解放区的文艺实践和批评实践。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解放区文艺的地位的上升，尤其是1944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编纂与出版，周扬已经成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与制定党的文艺政策的重要参与者。这同时也标志着周扬的文艺思想，已经颇为自觉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延安时期，随着周扬身份的变化，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正确领导了抗战时期的文学运动，发表《抗战时期的文学》、《新的现实主义与文学上的新任务》、《我们的态度》、《从民族解放运动中看新文学的发展》、《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等一系列对抗战文学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分析新形势下文学的状况、特色和任务；其次，热情介绍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撰写《文学与生活漫谈》、《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等重要论文，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定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做出了精辟的分析，为我国文艺和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打开了一扇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