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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求的心路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周扬是同时代最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之一，他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奋斗目标”。张大明指出，“我们如果要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史，要写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历史，一定得从他（指周扬——引者注）身上去查线索，找根据。因为他具有连续性。虽然说他并不等于党，但他和党及领袖之间有着统一性和一致性。”[20]
有论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影响和确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述本身的译介、阐释与宣传，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原则，来研究、探讨和解决中国文艺活动的实践问题”。[21]（P215）这两方面，周扬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相对而言，第二方面尤为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求过程中，周扬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周扬文艺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文艺实际相结合。
纵观周扬建国前的文艺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时期，周扬的文化身份也有所不同。而不是朱辉军所说的那么简单，“周扬却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实在也有点象瞿秋白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历史的误会而踏入了政治之途。周扬的本色仍是一个文人，一个理论家。”[22]我认为在上海时期，周扬多以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延安时期，周扬表现出了更多作为政治家的属性。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这里，我并不是将理论家与政治家的身份完全对立，而我所讲的政治家与理论家的区别，是说他们分别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决不是说两者在看待文学时总是势不两立的。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与理论家真的都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完全有可能相互理解，在看待文学时，是完全可以有一致的地方的。然而，建国前的周扬却是一个矛盾的个体。正如李辉所说：“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两者深藏于他的内心，决定着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23]从而导致在不同时期周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求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品格。
一、上海时期（1930-1937）：作为理论家的政治家
上海时期，周扬的主要活动是理论工作。从30年代初期开始，周扬就立志于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左联时期，他以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才华统领着左翼文坛。他积极地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宣传苏联文艺理论思想，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参加了一次又一次文艺思想论战，主持制定左翼文学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一时期，周扬整个文艺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已初步形成。
1930年底，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刚刚崛起的左翼文化运动。1931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便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开展文化工作的重要领导成员。
这时的周扬以介绍苏联文学为己任，在这些文章多半是根据苏联学者如塞维林、吉尔波丁、特立福罗夫等人的文章，进行整理介绍。对此王培元认为，周扬上海时期的理论批评工作“缺乏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独立的理论追求，以及结合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实际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建树”。[24]温儒敏也指出，“从这些译介性的论文中很难找到周扬自己的理论发现。这时期他表现为并不成熟的专门趋附‘热点’的批评家，所向往的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什么新动向，或者国内文坛比较集中论争什么问题，他就依‘热点’需要去译介有关材料，亦步亦趋地‘搬运’外来的理论。”[25]（P180-181）笔者认为我们不能苛求周扬一人，纵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鲁迅、瞿秋白，还是周扬、冯雪峰、胡风等，无一不是从译介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入手，而在这些人中，只有瞿秋白与周扬更注重理论的评介和运用。毫无疑问，周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所起的作用是更为直接的，也正是通过象周扬这样的理论家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得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