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求的(3)
2013-06-19 01:04
导读：和上海时期一样，周扬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的基本倾向仍然是重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但这个时期他已经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与阐释当作自己义不容辞
和上海时期一样，周扬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的基本倾向仍然是重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但这个时期他已经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与阐释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理论宗旨和批评任务。朱辉军认为，周扬在1937年到延安之前，基本上是纯理论家、批评家身份出现的，到延安后开始发生转折，其“身不由已”的原因，除了时代的压力之外，“一个勿庸讳言的原因是由于受了毛泽东的影响”。[36]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延安时期的周扬除了一如继往地沿着他早期理论探索道路前进外，他还在一种信仰的虔诚中，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且使他的思想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正是由于周扬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是党的文艺政策的制订者，同时也使他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
刚到延安，周扬就试图通过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早在1940年延安新华书店就出版了他主持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一书。然而，直到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周扬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1944年，周扬根据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编纂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在该书中，周扬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概念。这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同时，他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了正确定位，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现出来的“人民性”给予了科学评价。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自《讲话》发表以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早而有力的研究。它阐明了《讲话》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周扬在这篇序中说，《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周扬不是孤立地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质，而是将其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及其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进行理论考察，周扬比较全面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在联系，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37]（P454）周扬凭着自己高度的政治敏锐感和宽广的理论视野，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总的范畴，这说明了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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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言》中，周扬指出：“贯穿全书（指《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引者注）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38]（P455）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为准确地概括，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一切旧文艺思想的根本区别。突出地强调了文艺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主张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在本质。周扬在《序言》中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体现出的“人民性”给予了科学地评价，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阐释。
首先是关于什么叫做“大众化”。周扬批判了那种“把‘大众化’简单地看作就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以为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而不知道同时甚至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绪的内容的问题”[39]（P461）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大众化”其结果是只能制造出“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作品。因此，周扬根据《讲话》中关于改造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论述，对“大众化”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大众化’的完全新的定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定义是最正确的。”[40]（P463）在这里，周扬强调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并把它纳入了大众化的理论范畴，这相对于三十年代那种简单地、仅以“化大众”为目的的“大众化”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从而使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改造是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必要前提，但另一方面也开始引发出了对文艺工作者及知识分子的无休止的改造、批判、斗争。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其次是关于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早在《讲话》发表以前，周扬就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就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正常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尽可能利用旧形式，使之与大众化的新形式平行，在多少迁就大众的欣赏水平中逐渐提高作品之艺术质量，把他们的欣赏能力也跟着逐渐提高，一直到能鉴赏高级的艺术；另一方面所谓高级的现在的新文艺应切实大众化，一直到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41]（303-304）在这里周扬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大众的欣赏能力、接受“高级的艺术”的水平上，其指导思想是出于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42]（P10）《讲话》发表后，周扬把提高和普及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到艺术和大众的关系层面，并进而把艺术与大众的关系解释成艺术和大众之间的双向改造和相互提高的关系，即“艺术和大众的关系应当是这样：艺术从意识上去改造和提高大众，同时又在大众的方向和基础上来改造和提高自己。”[43]（P449）周扬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强调了普及的重要性，同时也批评了以往把提高放在第一位以及“提高与普及的二元论”的错误思想，强调了提高与普及的辩证关系。同时周扬也指出只有毛泽东“从工农兵出发解决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44]（P465），而在毛泽东之前，谁“都没有把普及与提高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上最有系统地全面地加以解决；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同志是有很大功劳的。他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文艺理论上的最杰出的应用”[45]（P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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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关于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从主题、题材、人物、语言和形式等方面对之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地阐述，归结到底就是“必须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他把艺术同工农大众的结合放在首要位置，并明确指出“不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群众的实际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服从这个斗争的需要，是不可能有艺术与政治之真正的结合的。”[46]（P483）同时，周扬根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把“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47]（P870）作为创作上的最高标准，对文艺与政治作出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艺术的语言不能同于政治的语言，因为表现的形式各有不同”，“艺术也不是单纯地把政治原则形象化就行了；它必须直接描写生活，写自己的经验；政治倾向性必须从作品中所描写的活生生的事实本身中表现出来”。[48]（P388）我认为，尽管周扬仍然强调“政治的优位论”思想，但是他同时也十分重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作用，他对艺术与政治所作的区分是在《讲话》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他在强调文学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把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摆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