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新理性精神及其文学(2)
2013-06-19 01:10
导读：宽容的同时还要强调批判意识。宽容与批判是一对辩证范畴，二者的对立统一才会使得世界丰富多样又维持其正确的基本走向。新理性处处体现着人类自身
宽容的同时还要强调批判意识。宽容与批判是一对辩证范畴，二者的对立统一才会使得世界丰富多样又维持其正确的基本走向。新理性处处体现着人类自身特征的一种反思和超越能力。因为人的生命活动——实践在本性上是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性的活动。人来源于自然界而又要不断地超越自然界，在这种不断的批判性否定中得以实现自我生成，可以说批判性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规定。伽达默尔说“理性就在于，不要盲目地把理性作为真的举止，而是要批判地对待理性，理性的行动总是一种启蒙的行动”。[50]( P62)理性意味着限制，既限制感性的盲目又限制自身的泛滥，这种限制就是批判。既然理性地位受损、受贬、堕落以及技术理性的漫天统治，导致理性深度和普遍性的丧失以及非理性主义的狂欢，那么新理性就是要重塑理性的声誉，回到理性的批判性上来，经常回视自身的界限并加以应有的束缚。但是新理性的批判意识不同于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全面否定，也不同于解构主义的解构一切。批判的目标不在于否定而在于建构。批判人的惰性思维，刷新陈旧的思维模式和人的生存状态使其保持一种欣欣向上的活力，不断向自由的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新时期以来许多非理性主义小说缺乏一种批判意识。新写实小说注重生活的原生态反映，作家以零度情感和冷漠态度去描绘现实，甚至专注于暴力和丑恶，既不认同也不反对，批判意识非常缺乏。这样一种创作态度表现了作家们的价值迷惑，但更表现了他们的精神的萎靡和惰怠。而所谓的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热衷于表现城市新人类的生活图景，对那些迷恋于物质和感官享受的异化生活，采用拥抱的姿态，这表明作家已经失去了批判的力量。这些要么放逐自我，要么与堕落为伍的批判缺席的文艺，他们只有极其有限的价值。文学应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应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将人带到一个自由的高处。文艺的批判精神应是一个作家以崇高的人类关怀为使命，去反映人的处境和社会的发展，使自己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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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批判意识时，同时有一个确立批判意识的前提，那就是相信人的未来。之所以要采用批判姿态，是因为有更美好的前程处在谋划之中。所以新理性精神应具有理想意识、未来意识。非理性主义散布世纪末情绪，人类没有希望，带来的结果是抓住现在、享受一切的非理性的狂欢，人成为蠕动的动物，世界成为一个荒诞的世界，终极关怀消失了。当终极关怀的灯火熄灭之后，我们往往在关键问题上手足无措，这就是新写实的采用零度叙述的原因。他们在事实世界里徘徊，找不到光明的路。然而我们在事实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应然”世界。因为“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总是指向什么而被赋予目的性，形成其活动的意义及价值，改造自己的生存，实现自我，超越自我。”[51]( P9)人是一个未完物，它不会停留在已形成的质上，而总是对未来有所期待，渴望改变现有状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生活，并不是属人的特性，人总是创造世界，而不是适应世界。人类的实践就是要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现实，这是人类实践的动因。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历史。但理想不是幻想，不是宗教，它应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应与历史理性相联系，与历史的发展客观趋势相一致，否则理想就会成为空想，成为“恶理想”。历史理性“要求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必须独具慧眼，把握历史前进的脉搏，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下，面向现实，不断调整自己对两种理性的情感、态度，推动历史进步。”[52]( P32)新历史主义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放弃对历史本身的追问，将历史变成想象，其实也就是放弃了理想。因为鉴往可以知来，当历史变成无序的乱麻，或者是偶然的开拓，那么未来就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宿命就会成为其解释一切的借口，理想不过是自我虚伪的假设。而寻根派的某些作家，看到现实的所谓科技文明的压力和人的异化，于是生出怀古之愁，崇拜原始、以古拯今，希望在田园牧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变得无限美好、和谐。而有些先锋作家，漫步于朝圣之路，将理想放在天国，在天国里恢复人性。此二者虽具有某种荡涤心灵的作用，但是他们仅仅是作为一种诗性的存在，并不能产生实际效果。他们在历史转型期，看不到历史的进步一面，用小农式经济甚或宗教信仰挽救成为历史的传统美德，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感伤的眼泪，是人们所不取的。”[6]( P83)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也批判这种道德怀古主义：“因此，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53]( P90)“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信念归结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53]( P91)理想意识确信人的存在及其发展，从而清除反人性，反文化，反文明的堕落，激荡着一种自由的渴望，树立一种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当然这种理想意识不是个人的理想而是人类的理想，因为人不是单个的存在而是作为人类群体的承担者，“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6]( P169)所以这种理想未来，应着眼于人类的前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灾难，如生态危机，核阴影等等应是思想家艺术家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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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理性探索还在继续。它的提出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理论憋闷的结果，而是对文艺现状沉潜思考的结果。它的价值不应停留于理论层面。它应回到实践中去，内化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精神意识中去，从而变革文艺创作的局面，形成一种极富现代人文气息的态势，这才是最终目的。
结 语
非理性主义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虽然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我们并不能因其必然性就承认其存在的正确性。理性主义的僵化统治并不是非理性主义成立的理由。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由于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情绪性反抗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导致其在吸收外国非理性主义时，缺乏必要的审慎和理性思维。尽管其有良好的出发点：建立起更加符合人性和审美规律的文学殿堂，结果却与其出发点相去甚远，走进了反传统、反文化、反理性的死胡同，演出了审美大逃亡的悲剧。而发展到后现代的今天，文学更缺乏呵护人性的念头和证明生活的耐心，使人感到不胜空虚无聊的寒意。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向前的，我们相信非理性主义决不是文学的未来，新理性精神必将取而代之。这种建立在完整人性结构的新理性精神，它相信文学是人学，是关乎人的现实和未来，能给人带来全面发展和自由王国的诗意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