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相煎”——觉醒前女性的自发反抗及其人(2)
2013-06-30 01:00
导读：葛兆光在谈到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对于今人，只有当文献资料，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考古发现足以复原古代的一些观念，思想才真正有了历史。[15][P9]当代
葛兆光在谈到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对于今人，只有当文献资料，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考古发现足以复原古代的一些观念，思想才真正有了历史”。[15][P9]当代人类学者叶舒宪也在王国维“二重论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论据法”。“如果说以文学训诂为主的传统治学方式是‘一重论据法’，利用甲金文等地下材料所进行的印证性研究是‘二重论据法’，那么借助文化人类学成果对文学、实物乃至民俗、神话材料所进行的演绎和阐释则可称之为‘三重论据法’。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方法在本世纪以来所经历的这种由‘一重’到‘多重’，由训话考据到文化阐释的变迁，可以看作是新材料的发现和西方学术的输入在国学领域所激起的反应和调试过程。”[16][P32]他们两人一个是为了追寻中国思想史的源头，一个是为了国学方法论的变革,但是却殊途同归，都主张从考古发现、文化人类学知识和文献资料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追寻。同样，我们要探讨几千年来的男权中心中心主义文化传统，也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1、考古学方面
女性主义人类学发展到第二个时期（80年代初期到中期），不断向更深更广的角度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不再只是与文化人类学互动，也渗透到了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领域中。考古人类学主要是一种史前史的研究，是对人类起源的研究，人类进化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考古发掘来看，人类社会曾经历了一个母系氏族的生成及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平等互换的过程。就中国历史来看，“夏商两代父系社会由成熟到高度发展，西周时礼制全面形成，奠定了华夏族父权制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标志着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到了宋代，父权制逐步演化为一种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父系的、父权的、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将母系时代的两性天然“平等”的“伙伴关系”改变为性别不平等关系。”[17[P40]从仰绍文化的西安半坡和姜寨遗址以及后期大河村遗址文化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都可以看出母系制向父系制社会的转变。像房子的结构由向心的环状居住向一排排横向间的居住格局的转变，标志着母系氏族的内部向心力偏向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纵向扩展力；另外，墓葬中随葬品的减少也反映了私有制出现后的“惜财”心理。而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男性随葬品的增加和表示等级的随葬品的出现。这些都标志着利益的分化和权力支配和人际奴役的出现，同时也显示出性别分工的加剧：男性随葬品从事农业、狩猎、建筑、手工艺生产的工具。女性则随葬纺车、骨针等用具。性别歧视也从葬俗中反映出来：齐家文化后期的皇娘娘台成年男女的合葬墓群中已出现跪伏姿势的殉葬女子；男子一律居左，仰身直肢，女子多侧身面向男子，曲肢，呈半跪状，垂手，呈侍奉姿态，甚至有一例呈捆绑生殉的痕迹。”[18][P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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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资料方面
女性主义者包括女性主义人类学学者也在其研究中对从古到今的文献资料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她）们力图研究在过去的各种社会历史中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怎样被定义，协调和操纵的，进一步探讨人类生活中性别的文化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时常把遥远的古代挂在嘴边，就像英文中的“Long long ago”一样，它似乎成了童话故事的开端，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有时想来，古代离我们确定是遥远的，自父权制社会产生以来，形成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传统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幷且有持续下去的趋势。自古以来的文献资料都有对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关系的记载。在中国，夏商以建法律、风俗习惯、家族家法乃至文学作品将男尊女卑性别观社会化、内化到人的思想意识当中。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的社会化表现。它使得女性受到的歧视从出生之日起便有了与男子的贵贱之分，如“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锡，载弄之瓦”。[19][P500]这种男女有差别地待遇后来形象的概括为“弄璋之喜”，“弄瓦之贺”两句话，分别作为对生了男孩和女孩的贺喜之词。在社会分工上，主张男女有别，形成了固定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20][P50]，受教育上，男子读书做官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女性却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标准来要求，在婚姻关系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可以随时休掉妻子，而女子只能“人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21][P1456]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尽管这种社会性别的歧视因历史、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形式各异，但却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性，体制性的国家行为，形成系统的，结构性的歧视。到明清时期，“三从四德”，“七出”等条律便成了一种国家体制。直到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是天，女人是地，男刚女柔，男强女弱”在很多场合成为区别男女性别角色的常用语。在西方以及一些其它地方，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也可在许多文献资料中见到。古巴比伦王国的《汉漠拉比法典》赫悌帝国的《赫悌法典》，亚述帝国的《亚述法典》，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女孩的价格”，“妻子的价格”这种名词。这一地区存在着出卖女人的风俗，女人被物化和财产化，《汉漠拉比法典》规定，如果妻子背弃了丈夫，那么丈夫有权在她身上加盖女奴的烙印幷把她卖掉。《亚述法典》规定丈夫可以打妻子，幷且不受法律惩罚。[22][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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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人类学知识方面
自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产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了从宏观上把握人类历史演进的研究。泰勒、摩尔根、巴霍芬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各自对人类学作出了自己不同的贡献。尽管各献奇葩，但他们都坚持了一个前提——文化进化论，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其《原始化》第一章的标题就说明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科学”[23][P26]为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同时，他也在提出“文化进化论”的基础上，具体地把人类文化的进步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而另一泰斗摩尔根则在《古代社会》中指出氏族制度是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幷且提出母系制氏族先于父系制氏族的观点。无独有偶，与他同时代的瑞士
法学家、律师巴霍芬也在他的《母权论》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巴霍芬在达尔文发表的《物种起源》的前三年就开始讲授《母权论》的主要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因为人类最初的“杂婚”，人们无法确定其父亲，只能按母系计算世系，因而这一时期应是母系制的社会时期。由于私有财产继承的固定，一夫一妻制逐渐形成。后来，有学者对古典进化论人类学的观点提出质疑，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但更多的人还是认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一个属于妇女的时代——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在母权制度下，妇女的自由处境使她们美丽、骄傲、自尊和独立”。[24][P35] “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25][P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