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相煎”——觉醒前女性的自发反抗及其人(4)
2013-06-30 01:00
导读：张爱玲从小就接触到了《红楼梦》，并作了深入的研读，她笔下的封建家庭与《红楼梦》里的封建大家庭很相似。只是《红楼梦》里的大家庭更为繁荣、更
张爱玲从小就接触到了《红楼梦》，并作了深入的研读，她笔下的封建家庭与《红楼梦》里的封建大家庭很相似。只是《红楼梦》里的大家庭更为繁荣、更为复杂。这样的大家庭虽然已经走向没落，但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了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只剩下封建家庭的残余部分。张爱玲对此虽是回光返照式的再现，却也极有力度；闺阁里的“
政治斗争”虽然因女性的从属地位而边缘化，却也热闹非凡。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传统女性的身份是家庭化的，而非职业化的。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循着一条身份道路往前走――从女儿到妻子（媳妇）再到母亲（婆婆）。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经历了这样的身份演变过程。曹七巧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代表了封建家庭的女性命运。她们所有的活动都局限于家庭，男权社会所形成的三从四德等传统就成了她们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从属性的，她们的权利是男性社会给予的，因而只能依附于男性的权势。这样的处境使得女性只有充分利用男权社会设置的这套道德伦理体系，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不仅使男女两性不平等，也使女性之间的地位不平等，某些女性可以取得比其他女性更有优势的身份和地位，如“后”高于“夫人”，“妻”高于“妾”，母亲高于女儿，婆婆高于媳妇等。[36][P73]女性的活动范围越小，身份与地位的不同带来的差别越大，女性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其矛盾冲突也就表现得越明显。张爱玲笔下的闺阁“政治斗争”就是最好的例子。《金锁记》和《怨女》中的曹七巧和柴银娣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她们俩的身份地位都经历一个从女儿到妻子（媳妇）再到母亲（婆婆）的变化过程。曹七巧和柴银娣都是在传统父权制社会设定的既定社会文化模式中从边缘一步步向中心挣扎。做女儿时，她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婚姻，只能听从父母和兄嫂的安排成为金钱的交易品，做媳妇时既受到婆婆的权威压制，还因为出身的贫穷和丈夫的懦弱与无能倍受妯娌的欺负。另外，还时不时的受到父母兄嫂钱财上的敲诈。当她们自己也熬到母亲（婆婆）的位置时，身心两方面饱受折磨的心理便失去了平衡，不知不觉中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报复对手、报复男人、报复下一代、报复整个社会，其实也是在报复自己。用
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曹七巧（银娣）的行为是一种身份互动的补偿性心理疗伤，即改变自己受虐的身份而成为施虐者，在对受虐对象的折磨中获得一种补偿性的心理快感。分家前（包括分家时），曹七巧（柴银娣）是父权社会里男性及其同谋者（婆婆、妯娌、父母或以兄嫂为代表的父母）的施虐对象，是受虐者。分家后，她自己成了母亲、婆婆，成了父权的代理人，她的身份也由受虐者变为施虐者，她的儿子（被扼杀了的父亲代表）、女儿、媳妇又处在她当初的位置，成了施虐对象，成了受虐者。这就使得传统父权制压迫下的女性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男性中心文化的反叛者，同时又是间接的、被迫的同谋者。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运动对父权制的存在和延续起来助纣为虐的作用。成为其不断被复制与延续的历史文化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母女、婆媳、妯娌、姑嫂之间的的冲突关系。在她的小说《十八春》（后改编成
电影《半生缘》，这里以小说名称之）中,可见另一种“女性相煎”的关系――姐妹之间的矛盾冲突。张爱玲在她的这个长篇里向我们展示：在闺阁的这种斗争中，姐妹（广义的女性）之间是如何一步步反目成仇的。再一次上演了女性在传统父权制社会里既反叛又与之同谋的妥协性反抗。从姐妹俩人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如何落入宗法父权社会为其所设置的性别关系模式中，和同性对立。这是一条传统的父权制社会现实逼着你走同时又因此轻视你的沼泽之路。这种意识形态也影响着女性自己，成为内囿化的女性意识，让她们自己也以男性的眼光看待自己，因而也使同性看不起自己、自己看不起自己。所以说，不是某个男性，而是整个传统的父权制社会给了姐姐曼璐一片沼泽地。
传统父权制文化的痼疾还没有使女性的自我意识清醒到察觉和超越自身的内囿立场。昔日的舞女、妓女生涯让曼璐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是她与丈夫祝鸿才（父权的代表）结婚后的一块心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使她觉得这是她无法控制男性的关键原因，而没有认识到不幸的真正原因――父权制社会为依附于男性的女性设置的伦理道德观已内化到女性的思想意识中。所以，她也视妹妹的牺牲为当然。尽管她也为此有过一番思想挣扎，但是潜意识里，她还是觉得曼祯的牺牲是对自己昔日付出的补偿。今天的女性为摆脱从属地位而斗争，而当时的女性却有可能连对男性这种依附地位却得不到。其实，曼璐本来是想利用姐妹之间的情谊的。因为不能生育，所以在她的内心深处感到一种同性的威胁，父权制社会给她设置了一个假想的敌人――被丈夫休掉后取她而代之的另一个女人，这个假想敌一直存在于她的潜意识当中。而曼祯与她的姐妹情感是她无奈的心境里最“可靠”的选择。种种复杂的原因让曼璐试图反抗丈夫，却又在无奈中成了丈夫的同谋。因为在她看来，成全了丈夫，也就是成全了她自己。姐妹情谊被她所利用，却又被她所毁灭。顾家姐妹的这种冲突不仅是传统父权制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姐妹俩各自代表的新旧文化的冲突。姐姐曼璐把父权制社会为女性设置的内囿处境发挥到极致，妹妹曼祯在为之付出沉重代价后极力反抗。这是一种文化冲突中的反抗，也是对“姐妹情谊”的文化反思：同是受压抑的对象，女性之间为何会出现这种“相煎”的矛盾冲突，女性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姐妹情谊”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让人开始向纵深处思考女性关系今后的走向。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2、 反叛与同谋：既定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的内囿化张力
“任何一个人在进入社会系统、学习语言、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都必然将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要求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接受其价值导向，幷进入到一种观念价值与规范的网络当中。这种预设的文化网络的存在，使人们非常自然地将它们视为天然合理的，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文化机制与人为色彩。”[37] [P9]在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初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机制。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有了与“我者”相异的“他者”的出现，就会自发产生一种比较意识，进而就会在对差异的认识中产生一种优劣感。人类学研究传统善于研究异民族、异文化，也因为其西方优于东方、“文明”优于“野蛮”的潜意识传统使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一直以“我族中心主义”的潜在心态去对待异文化。直到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与态度的提倡，才使人类学家在反思中开始研究自身的文化幷对之进行理性的审视。正是在这种反思中、在女性主义的激进姿态中，人类学者也意识到了人类学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性别关系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学者对其男性中心主义偏见的反思也可以说是人类学对文化上的“中心主义”进行反思的延伸。然而，这种文化自觉意识的到来却使人们在思想文化历程中经历了艰难的跋涉。由此可见，有时候，观念的改变比权力的获得更重要也更艰难。换个角度来看，也可见出社会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一种既定的文化模式，其内囿化张力不是个人能反抗的，它需要社会群体的普遍觉醒。只有这样才能带来一种总体的文化自觉。而在此之前，任何预设的文化网络，一旦被人们视之当然，就会逐渐积淀为一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它就象一根无形的指挥棒，让人们在既定文化模式的漩涡中身不由己的跟着旋转。这里对张爱玲文章的人类学解读，就是将其定位在女性自我意识遭受压抑与渴望反扑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张爱玲笔下众多丰富的女性人物，实际上面对着双重的（文化）压抑，不单只受到父权直接的压抑，同时也受到父权间接的压抑。前者的压迫者是男性，而后者的（压迫）代理者则是女性。”[38][P392]因而这些女性人物往往扮演着双重矛盾的角色，甚至在父权制文化的内囿化张力下呈现出既反叛与同谋的悖论式存在，是被压抑者，同时也是压抑自我（同性）的施虐者；是父权的反抗者，同时也是父权的被迫的同谋者。无论张爱玲自己是否意识到，她的作品已成为既定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的内囿化张力下，女性既反叛又同谋的悖论式存在的最好诠释。这正是张爱玲文学文本表现“女性相煎”关系的典范性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