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相煎”——觉醒前女性的自发反抗及其人(3)
2013-06-30 01:00
导读：同时，巴霍芬认为是宗教观念的发展使母权制转变为父权制的提法又与他提出的财产转移的需要使然的观点相悖。尽管他的这种不太确定的表述受到后人的
同时，巴霍芬认为是宗教观念的发展使母权制转变为父权制的提法又与他提出的财产转移的需要使然的观点相悖。尽管他的这种不太确定的表述受到后人的批判，但这幷不能贬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径的研究者的功绩[26][P21]恩格斯在肯定其功绩的基础上指出：正是私有制，使男性拥有财富幷力图确保其财产继承的确定性，也使妻子“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贱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因而，恩格斯称之为“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27]【P54】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畜牧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父系氏族公社取代母系氏族成为历史的必然。私有制的产生，打破了男女两性的天平，女性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失去了在生产中的优势，她们的劳动不再具有社会性，因而也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丧失了掀起那所拥有的权利。在私有制财产制确立的同时，妇女也就成了男人的附属。”[37][P2]
尽管葛兆光在他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中谈到，早期的人类学家主要是通过调查现代世界上的一些尚未进入所谓“文明”时代的部族或民族，以此来推测那些已进入所谓“文明”时代的人类的过去。指出这只是一种出自外在观察的推测与分析[29][P10]。尽管父系制社会之前是否有一个母权制社会的存在，以及谁先谁后至今仍有分歧。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可能我们无法确认父权制究竟于何时产生，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确是与父权制社会文化机制相伴相随，延续至今，幷且已经内化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三 “女性相煎”——觉醒前女性的自发反抗及其人类学反思
上述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和文化人类知识三个方面的分析都表明了父权制产生以来形成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传统。幷且，在这种男权中心文化传统的演进中，性别歧视意识形态逐渐社会化，形成了一种既定的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一步步走向极端。像非洲一些部落的女性阴部割礼，中国妇女的缠足，以及印度寡妇的殉葬习俗都是其典范体现。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重灾区——文学里，这种既定的社会性别关系文化模式带来了怎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就有反抗，幷且压迫越强，反抗的力量就越大。那么，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前的上千年的时期里，女性又是怎样进行反抗的呢？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进一步来看，如果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更可悲了。所以鲁迅思想的力度就在于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之所在——身为悲剧人物，却在麻木中互相看对方的悲剧。实际上，这也是从文化之源来看文化传统劣根性、顽固性之所在。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前的女性主体来说，已经内囿化的男尊女卑思想使她们视自己的处境为当然。因而他们是按照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传统规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要求去行事。所以她们在自发的反抗中不是去改变这种文化传统，而是在现行行为准则下，如何去求得生存，幷以此要求别的男性或女性。费孝通在谈到文化的社会性时曾说过“一个人从哺乳到死亡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从同一群体的别人那里学习得来的。所学会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和利用的器具，都是在他学习之前就已经固定和存在的。”[30][P196]杨莉馨也曾谈到“当某种观念内化到人的思想意识当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判断标准时，几乎所有受它影响的成员都会以此为尺度去要求别人。”[31][P9]所以在女性关系的处理上，这一时期的女性就是以男性社会设定的标准去要求别的女人。当某些女人在男人的眼中是不服从的“另类”，因而对之嗤之以鼻，甚至对其进行伤害时，女人的表现同样如此，甚至可能表现得更厉害。如果不这样，她自己也会因为失去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认同而失去依靠。因为“女性把权力看成父权制中的‘稀有资源’——事实上也是如此，在男性世界中，女性渴望受到尊重，于是常常要与女性进行她们自己都不肯承认的明争暗斗，这种女性的性别歧视支持了父权制的现状。”[32][P68]客观上，就表现为女性之间的一种矛盾冲突的相煎关系。菲莉丝•切斯勒称之为女性之间的同性性别歧视，这也是一种文化上认同的表现——文化同化作用。这里将张爱玲的文学文本作为分析个案，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前面已提到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传统使女性主义人类学把主要目光先投向了现实生活中的妇女群体，而把文学文本中反映出的女性问题留给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笔者试图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妇女群体，把文学文本也扩展为其研究对象。二是张爱玲是为数不多的以女性矛盾冲突为作品主题的作家之一；第三个方面与第二个方面紧密相关。张爱玲处在一个女性主体意识走向觉醒的年代，却又生活在一个新旧文化冲突的家庭氛围里。因而她的“往回看”的姿态里带有理性关照的意味。这就使得她对女性既反叛又与之“同谋”的无奈揭示得入木三分。可以说，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既是女性解放之路，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伴生物，又是以女性关系为参照系，对父权制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产物。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1、张爱玲文本中“女性相煎”关系的典范性体现
张爱玲在她的童年时期就亲眼目睹了封建旧家庭解体之前的垂死挣扎、亲身经历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后来，她却在中国的抗战期间甚至是抗战胜利以后以一种现代人的眼光看待古老的中国，回顾性的再现了旧上海的一幕幕传奇性悲剧。张爱玲从她的生活经历中寻找到了一个个“传奇”，又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传奇”。读他的作品，读者就会发现她作品中大量的女性冲突主题，就会在她的“阴性荒凉意识”[33][P7]的叙事风格中思索——是张爱玲的生活经历让她仇视女性，从而丑化女性、故意夸大女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异化状态的女性冲突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本身被异化或清醒的看到了这种异化的叙述者。
张爱玲的人生是很不如意的，尤其是早期父母之爱的双重“缺席”影响了她后来的整个人生。那种极具分裂感的生活经历带给她的是一种极大的无奈与压抑感。心理失衡的时间久了，积蓄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发泄。张爱玲在她的由退守到固守的文学之“家”里，把这种情绪尽情的发泄出来。或许张爱玲思索得更多的是自己及家人的命运为何如此,然而，这些具体问题的答案足可回答她所处的时代为何如此的问题。或许她思索的结果只会让她更困惑，因为父亲、母亲和她自己的人生都是那么的无奈。客观上来讲，作为对人性探索的结果，张爱玲的作品中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压抑的泄愤，同时也是在理性的思考中对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关照和对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压抑的控诉。但与一般的作品不同的是，她的控诉不是直接指向男权社会，而是以女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来展示父权制社会是如何将千百年来的文化心理积淀内化到女性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林幸谦把这种反抗压抑的方式称之为一种反指涉性的控诉。从客观效果来看，这种反指涉性的控诉达到了鲁迅所说的悲剧效果，即以悲剧的形式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控诉的力度是最强的，让读者的心在共鸣中一直沉到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颇高，林幸谦认为：“倘若鲁迅等男作家把中国整体沉默的灵魂揭示出来，那么张爱玲则揭示了中国整体传统女性沉默的灵魂。此种沉默的灵魂，代表着女性受到整体民族、父权和个人内心情欲牵扯的真实情况。”[34][P60-61]台湾的作家施叔青也曾评价：“我认为中国作家不管死了或活着，有三个人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张爱玲、老舍，现在三个人都死了”。李昂也曾说过：“张爱玲这个女人替她和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35][P2]
